法国“新浪潮祖母”阿涅斯·瓦尔达：人人都爱我，但没人想要我(2)

“我才不拍摄‘常规电影’”
A & J：自从《短岬村》之后，您似乎就有了自己制作电影的意愿或愿望。
瓦尔达：这是出于意愿或愿望吗？不，这是一种必然需要。当“他们”不想制作我的作品，或者当项目看起来很难完成时，我就成了制片人。毕竟谁会愿意制作、投资或努力完成一部——比如《墙的呢喃》，关于洛杉矶的墙的电影？或者《纪录说谎家》，关于文字、放逐和痛苦的电影？这些项目本身都困难重重。因此，我自己动手，制作自己的作品。我想起曾经在一家中餐馆吃过的幸运饼干，上面写着：“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求助于自己的双手。”这就是我成为制片人的原因，这样才不用放弃我的项目。
1954年拍《短岬村》时，没有谁对我有信心。我还自己掏钱拍了《穆府歌剧》。之后，我的作品开始有制片人了，如《五至七时的克莱奥》的乔治·博勒加尔，《幸福》和《创造物》的玛格·博达尔（Mag Bodard）。这就像一场梦，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导演。与《狮之爱》的联合制片人马克斯·拉布合作时，情况就没那么顺利了；他筹集到了资金，而我则负责管理……那是在 1969年。在那之后，除了我自己，我再也没有请过其他任何制片人，不论男女。但我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了。自己制作电影太累了。我浪费了太多精力，本来可以把这些精力更好地用在电影上。此外，制片人是一个糟糕的角色。你最终会成为一个糟糕的老板——并不总是如此，但毕竟……我在制作《达盖尔街风情》《一个唱，一个不唱》《墙的呢喃》和《纪录说谎家》时感到精疲力竭，更别提为雅克和日本人制作《凡尔赛玫瑰》（Lady Oscar）了。
够了，我不准备再做电影制片人了。或许不如彻底放弃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