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浪潮祖母”阿涅斯·瓦尔达：人人都爱我，但没人想要我(3)

电影《短岬村》（1955）剧照。
A & J：真的吗？您不准备再拍电影了？
瓦尔达：我不知道，但我需要帮助。我想拿钱做我最擅长的事，那就是编剧和导演。我借着同时成为片场的雇主和（无偿）雇员来掩盖我失业的事实。经历了十年或十二年这种拙劣伪装的赋闲状况后，我已经受够了！我并不是说自己拍不了电影……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些为制片工作投入的精力都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人以法国电影产业的常规方式对我的作品表示过信任。如果必须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制作实验性电影，那么我们最终将失去这个“文化标签”，它曾在其他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意思的是，我想到了克莱奥，美丽的克莱奥，她说“人人都想要我，但没有人爱我”。作为电影制作人，我也可以说“人人都爱我，但没人想要我”！
我不介意像往常一样表演特技似的完成电影制作，想办法让十五个临时演员看起来像有二十个，但我不想再去筹钱来支付这十五个临时演员的工资；筹钱支付拍摄这十五个临时演员的技术人员的工资；筹钱请会计，让他给这十五个临时演员和十五个技术人员开工资条；找车把这三十个人运到片场，最后再想办法让这十五个临时演员看起来像是二十个或二十五个。这已经不只是走钢丝了，这是在上面跳八三拍的帽子舞！
记得拍《一个唱，一个不唱》时，我在两个镜头之间跑到梧桐树下的电话亭给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打电话，询问预付费用能不能批准和支付……我很庆幸能拿到预付款，没有这笔“嫁妆”，我简直无法想象这部电影能等到在电影院大厅里放映的一天。
《墙的呢喃》起初还算顺利。文化部预付了一部分款项；电视二台和克莱斯·黑尔维希（KlaisHellwig）也提供了一些资金……但电影从短片变成了长片，预算却没有增加。差额只能由我来补足。
至于长片《纪录说谎家》，情况完全不同。我只能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那里得到一小笔资助，这部电影几乎没有赚到钱。因此，我最终欠下了一些债务。不过并没有拖欠技术人员，没有迟发或削减他们的工资，每个人都领到了酬劳。我仍然需要偿还电影工业和其他组织借给我的所有款项，好在可以分期偿还。电影工业……您知道，在洛杉矶，人们会问：“您也是业内人士吗？”好像工业指的就是电影业这一点不言而喻。我总是回答：“不完全是，我是艺术家型的电影制作人。”我试图恢复“艺术家”和“工匠”这两个词的含义，在“第七艺术”中，他们制作的并不是大型电影（major motion pictures），而是影片（films），它也是电影的一部分。“我拍电影，不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