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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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读书人，世界是简单的，可是这个真实的世界，往往要复杂得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期间，杨绛虽然规规矩矩，却也不能幸免。
有学生跳出来说：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这个女同学义愤填膺地宣讲着杨绛的“罪状”，但其实，这个女学生不是杨绛的学生，杨绛上课也没讲过这些东西。
对于这个状况，她装作没有听见，波澜不惊。
回到家后，她想，"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
第二天，她专门穿了一件喜庆的衣服出门。
可是不久后的一次批斗会上，特别点了杨绛的名，最终在《人民日报》登出。
杨绛看到后说：
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去想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随着知识分子大调整的开始，杨绛和钱钟书被安排到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成了研究员。
工作之余，就在家读书写字，世道很乱，他们自己寻找清净。
钱钟书教杨绛写字，每天布置作业，必须按时完成，他还会认真地批改，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都用笔标在上面。
杨绛很重视钱钟书的评语，如果评价得高就会很开心，钱钟书了解她的心思，故意不给那么多好评，尽挑不好的写。
然而，很多事情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的，尽管你关起门了，可是人家还是会撬开你的门。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一前一后遭到监管，工资没有了，存款也被冻结了，还要天天陪着挨批。
挨批还不算，搞不好还要被打，还要整各种整。
杨绛被剃了阴阳头，顶着这样的头，出门是不行了，可是她又没有帽子，大夏天的也不能包裹头巾，钱钟书急得团团转，杨绛反过来安慰他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最终，她果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给自己做了一个假发套，第二天带着出门，可是并没有就此结束，别人看见她带假发，直接揪她的假发，连买菜，她都不敢去。
杨绛的工作是扫厕所，每天，杨绛都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归还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