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迦陵：伊朗重审头巾法案，“颜色革命”胜利了吗？(6)

然而上述特色，在当今伊朗的示威中皆有一定程度的收缩。

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前，内贾德与穆萨维的电视辩论。图自中国日报
首先，在反对派利用政治危机发起斗争方面，近年的伊朗已相当罕见，2009年爆发的“绿色革命”可谓典型案例，但距今也有13年之久。彼时的伊朗政坛尚有明显的路线之争，穆萨维代表的是拉夫桑贾尼、哈塔米以降的改革派路线，内贾德则代表了反西方的强硬派路线。
而在后者第一任总统任期内（2005年至2009年），伊斯兰革命卫队崛起、保守势力回潮，伊朗出现了国家军事化、“再原教旨主义化”的现象（道德警察便是在此期间成立），引发了改革派的失势焦虑。哈塔米、拉夫桑贾尼等人遂决定孤注一掷，用“自下而上的压力”，促成保守派对改革派让步。
于是，穆萨维首先以选举舞弊为由，挑战内贾德第二任期的当选资格，改革派再动员群众大量上街，要求政府重新计票、推动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民主化、禁止教士干政等。
但是从结果来看，改革派没能心想事成，内贾德依旧连任，伊朗政坛的保守化趋势难止。即便改革派的鲁哈尼在2013年成功上台，美伊关系短暂缓和，特朗普却在2018年单边退出核协议、开始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导致本就势弱的改革派受到重挫，已经没有当年拉夫桑贾尼、哈塔米时代的路线斗争本钱。
例如，面对2019年的全国示威，鲁哈尼只能跟着谴责示威者，而无法反过来要求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放权。
其次，在西方干涉上，"绿色革命"以降的多场伊朗示威，皆可见到西方幸灾乐祸的嘲弄与策应，但与之对乌克兰的渗透程度相比，伊朗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场域，尤其是在改革派衰弱后。
在哈塔米执政时代（1997年至2005年），伊朗确实有过一些西方NGO，然而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这些组织多因反美、反西方的政策风向而被迫关闭；美伊关系恶化带来的制裁枷锁，更让西方难借“援助”之名渗入伊朗政坛，更不可能复制在乌克兰培训激进组织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