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迦陵：伊朗重审头巾法案，“颜色革命”胜利了吗？(4)

此外，在经济与阶级议题上，神权政府引发的对立与仇恨同样不可小觑。或许在全球反西方舆论场看来，伊朗带有某种反帝的浪漫色彩，站在对抗美国霸权的前线；但就其国内现况而言，不论神权政府喊出的反帝口号多么响亮、正当，教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成为新特权阶级乃是不争事实，革命卫队尤其垄断伊朗内部诸多产业，在苦于西方制裁的底层百姓眼中，甚至将其视为吸吮民脂民膏的权贵集团，青年对此现象尤其不耐。
笔者曾在伊朗与当地年轻一代交谈时注意到，面对西方制裁重压，有很大一部分城市青年出于对宗教法规的厌恶、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对国家被孤立的悲哀，由衷憎恨“窃占1979年革命成果”的神权政府，并对“生在被全球鄙视的保守国家”一事感到自卑。
如此情结，导致这些年轻人在诸多政治议题上，不愿站在本国神权政府一方，反而视西方国家为解放者，期望能借内外齐力施压，让神权政府早日崩解。
即便面对西方制裁的赤裸恶意，他们也能自我说服，“若非宗教势力窃占革命、成为流氓政权，伊朗怎会被国际制裁？”
综观伊朗近年骚乱，不论是此次源于头巾取缔的全国示威，或是2019年11月因燃油价格暴涨而生的全境骚乱，伊朗示威群众最终都喊出了“推翻神权政府”的口号。
街头的无序怒火看似随机，其实暴露了当代伊朗政治的沉重困境：在经济困境短期难解、特权阶级明显存在、青年一代普遍厌恶宗教教条的现实下，神权体制如何前行？
而对此现象，神权政府并非毫无感知。例如伊朗前教育部长穆罕默德·巴泰（Mohammad Bathai）便在近期接受伊媒采访时表示，“教育体系的混乱造就了这代愤怒青年”，并称若不改革“教育方面弱点”，青年大规模参与反政府示威的事件将不断发生。
如此说法虽然只是提到一个层面，但体现了神权政府对青年集体疏离、甚至反宗教的担忧。与平息骚乱相比，如何挽回一代青年，是神权政府更艰难的长期挑战。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6日，伊朗宣布上调燃油价格后不久，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图自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