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迦陵：伊朗重审头巾法案，“颜色革命”胜利了吗？(2)

截至今日，阿米尼之死衍生的示威已蔓延两月有余，神权政府不得不考虑让步以平民怨：12月2日伊朗总检察官蒙塔泽里（Mohammad Jafar Montazeri）表示，将检讨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法律；12月4日伊朗媒体称，蒙塔泽里在会议上表示“道德警察与司法无关，已被其创办机构废除”，被外界认为宣告解散道德警察部门；不过很快这一说法又被否认。
如此动作在同属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舆论场引发回响。虽有部分网友认为伊朗正在发生“波斯之春”，背后推手是美国等境外势力，但多数评论对神权政府的让步拍手叫好，称不该以法律强制规范妇女衣着，甚至有部分评论出于宗派对立情绪，期望“邪恶什叶政权”垮台。
上述舆情交织，折射了此次伊朗示威的复杂性。就事件导火线而言，民众对道德警察、头巾规范的普遍厌恶，暴露出神权政府的民意基础流失，尤其是在1979年后出生的一代群体中；就事件引发的政治效应而言，“颜色革命”的阴影挥之不去，短期内虽没有促成政权垮台的可能，却也将迫使神权政府自我调整。
神权政府正在失去一代人
首先，“阿米尼之死”作为事件导火线，反映了1979年以降的伊朗民情流变。
1978年1月，伊朗爆发大规模反君主制示威，教士阶层、左翼、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推翻政权”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迫使国王巴列维在1979年流亡开罗。然而同年2月，什叶派教士霍梅尼自巴黎归国，革命成果迅速被伊斯兰势力袭夺，霍梅尼虽坚称“只作为导师提供建议”、“不会在新政府中扮演任何政治角色”，却凭借自身宗教威望与民间支持，开始将左翼与其余反对势力逼出政坛，确立了伊朗走向“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方向。
随之而来的，便是其对伊朗社会的大规模文化改造，妇女服饰规范自是重点之一。1979年革命后，伊朗政府先是要求女性公务员须在工作场所佩戴头巾，又于1981年颁布新法，规定妇女须在所有公共场所佩戴头巾，并在1983年推出此一法规的“伊斯兰式惩罚”：未戴头巾的妇女将被判处鞭刑74下。
然而神权政府内部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例如霍梅尼曾经的接班人蒙塔泽里，便在获得接班资格后建议调整政府路线，包括放宽对女性的相关限制、解除党禁、停止处决政治犯等，然其主张彻底激怒了霍梅尼，后者为此解除其接班资格，甚至修宪以扶持资格不符、但忠于伊斯兰革命理念的哈梅内伊。只是哈梅内伊在1989年接任最高领袖后，依旧面临伊斯兰革命行向何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