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迦陵：伊朗重审头巾法案，“颜色革命”胜利了吗？(5)

伊朗“颜色革命”困境何在
当然，从国际博弈的角度来看，伊朗民间对神权政府的离心，并非纯然独立的政治文化现象，也与伊朗身陷舆论被动有关。
长年以来，头巾、世俗化、人权等符码，皆是西方媒体用以狙击伊朗神权政府的话语支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其内部的反政府思潮。
简言之，1979年以降的伊斯兰革命话语，确实难敌西方自由主义的持续渗透，尤其是在互联网崛起的年代。
因此，有不少舆论在观察此次伊朗示威上，会倾向以“颜色革命”的框架解释一切，认为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手煽动的骚乱，意在颠覆神权政府。
但平心而论，若从长期舆论战的视角来看，这般叙事有一定合理性，毕竟西方确实乐见神权政府垮台、期望“波斯之春”发生，也确实持续通过媒体、学术的话语霸权围攻伊朗。然而，如果与乌克兰、中亚等前苏联空间发生的典型“颜色革命”事件相较，伊朗的案例并不是那么成功。
从乌克兰、格鲁吉亚甚至“阿拉伯之春”来看，“颜色革命”一般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该国必须先爆发某种形式的政治危机，使得内部反对派可以趁机发作、挑战当权派，其通常会是选举舞弊、政治议题发酵。
例如，乌克兰分别在2004年与2014年爆发两次“颜色革命”，前次源于反对派声称的选举舞弊，后者则受总统亲俄的情境触发，让反俄派有了营势空间。
第二，反对派往往会动员民众示威，使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挑战当权派，其目的不一定是推翻政权或推动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必然是要实现权力的派系转移。
对反对派来说，街头暴力只是助推上述目标的手段，一旦其认为示威者不再替其利益服务、或可能破坏政权稳定，便会选择将其遣散。
例如，埃及军方在2011年政变推翻穆巴拉克政权时，便没有强力镇压街头示威者，因为这部分人代表反穆巴拉克的力量；但在2013年政变推翻穆兄会出身的总统穆尔西时，便大胆屠戮参与示威的亲穆兄会群众。
第三，外国势力支持该国反对派或街头群众，以推进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政治议程。其支持途径可分为直接与间接，直接途径包括对该国政府施以外交压力，并对反对派、街头群众提供财务与后勤支持；间接途径则包括以媒体形塑风向、通过互联网发动鼓吹、塑造不利该国当权派的全球舆论，并让示威者感觉自己受到全球舆论的关注与支持。
例如，在乌克兰两次“颜色革命”中，美国便毫不掩饰自己的直接支持与主导，不论是对反俄派政治精英，或是对街头的示威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