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迦陵：伊朗重审头巾法案，“颜色革命”胜利了吗？(3)

从政治现实来说，由于哈梅内伊缺乏霍梅尼的宗教威望与政治资历，导致其身为最高领袖的实质权力在接班之初大幅萎缩，立场相对温和务实的拉夫桑贾尼遂在当选总统后调整霍梅尼留下的宗教路线，取消了电台与电视仅能播放军事与宗教音乐的禁令，更于日后培植同为温和派的鲁哈尼，后者于2013年起担任伊朗总统长达8年，并在任内与美国签署伊朗核协议，短暂缓和了美伊对峙。
不过鲁哈尼上任时，哈梅内伊已褪去接班之初的青涩，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拥护下，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领袖，故鲁哈尼虽可在部分政治议题上实践想法，面对宗教事务却不得不向哈梅内伊低头。
以妇女服饰议题为例，伊朗在2005年成立道德警察，广泛取缔“配戴头巾不合规”的妇女。鲁哈尼曾对此事表示批评，但没有办法废除其存在。
在上述路线之争外，伊朗的民意也开始发生变化，这背后既有难止的世俗化趋势，更受阶级与经济因素驱动。
首先是世俗化力道。以头巾为例，拉夫桑贾尼掌权后，伊朗妇女的头巾规范便逐步放松：虽仍须佩戴头巾，却可被默许露出发丝，也未必要穿着革命年代的黑色斗篷（Chador）。
2005年道德警察成立后，妇女开始暴露在被取缔的风险中，却没有发生黑色斗篷大幅回潮的现象，以2014年的伊朗内政部数据为例，该年仍有22万名妇女被取缔、签署承诺戴好头巾的声明，有19,000人收到了“遮好头发的警告”，有9,000人被拘留，暴力取缔更是偶有发生。如此可观数据，揭示“服仪违法”已是伊朗女性的某种生活日常。
笔者在2016年前往伊朗时亦观察到，在相对农村的区域，确实还有许多妇女穿着黑色斗篷，且未露出发丝；但在伊斯法罕、德黑兰等大城中，年轻一代的城市中产已多用彩色头巾，包得松垮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且几乎不避讳露出头发，刘海是最普遍区域，发尾则带有挑战禁忌的意味。
当时，一位当地男青年便如此向笔者介绍这代伊朗城市妇女衣着，“头巾只是绑在头上的布，不是遮掩头发的枷锁”。
受世俗化力道影响的议题不仅是头巾。总部位于荷兰的伊朗态度分析和衡量小组（GAMAAN）2020年调查报告显示，在其50,000多名受访者中（其中90%的人居住在伊朗），有68%的人同意政教分离，认为宗教教规不该用法律强制执行；有72%的人反对以法律强制女性佩戴头巾；有43%的人表示任何宗教都不应该有在公共场合传教的权利；虽说伊朗禁酒，但有35%的人偶尔或经常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