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性别：除了男性/女性，我们如何描画“性别”的多样性？(5)

另一个因素或许是，在20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性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人类性倾向的研究，也为理解性别多样化者开启了新途径。
在前工业化的欧洲，对性行为的管控就像对道德行为的管控，被当作一种宗教的或精神的议题，并落入教会的职权范围。性学标志着人们对于性倾向的理解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框架，因为它成了科学探索的主题。
整个19世纪，在社群中和法庭上，医生和科学家们成为有关性常态和性异常的举足轻重的教导者。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976）中主张，这一时期针对性倾向存在一种根据类型和身份认同，而非行动与行为的重新界定。

《性经验史》，[法]福柯著，姬旭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性倾向成了“我们是谁”的一个重要面向，而不单是我们做了什么。
思考性倾向的这类方式，反映了一种二元的生物学模式。性倾向以“正常”与“异常”的二元对立被分类；婚姻中生殖性的异性性行为就是正常的，其他性行为就被建构为作为对立面的异常。大量的性经验被病态化。易装与跨生活的性别经验起初是被放进类似同性恋的框架内来理解的。同性恋以及性别多样性被视为出于生物学上的缺陷而对异性恋作低级效仿。同性恋和肛交在历史上通常被判定为非法的或是被建构成非自然的，但是性学令其得以医学化、病理化，同性恋和性别多样性在医学上均被视为异常。
在性学的思维方式中，倒错（invert）的观念意义重大。
人们相信，性倒错表明了性别特质的某种天生的颠倒：男性的倒错会对传统上女性的爱好和着装有好感，反之亦然。这种看法见于著名性学家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的七卷本著作《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1897—1928）中。据他所言，倒错表示“性本能因天生的体质异常转变为对同性的个体有冲动”。在相似的脉络下，性学家理查·冯·克拉夫–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于1898年将同性恋阐述为女性性倒错的结果，“男性的灵魂，在女性的胸怀下喘息”。早期性学将性别与性倾向视作内在相关的：男同性恋是有艺术天赋的、柔弱的；女同性恋也是有艺术天赋的、男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