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性别：除了男性/女性，我们如何描画“性别”的多样性？(9)

莉莉·埃尔伯的肖像画，是由她的妻子、丹麦艺术家格尔达·韦格纳于1928年创作。
这些文本中显而易见的观念是，变性者被生在了“错误的身体”中。
手术被定位成恰当的治疗，以使身体与性别认同和谐一致。不变的是，人们依旧将性别多样性看成是病态的。
在《跨性别男性与女身男心者》（Trans men and FTMs，1999）一书中，跨性别男性作家杰森·克伦威尔（Jason Cromwell）将他对于变性相关信息的初步搜寻描述如下：“考虑到注射激素和接受手术的可能性，这项研究将会指出我的错误，除非我愿意承认自己脑子有病（精神错乱、神经官能症、人格分裂和妄想，还有抑郁和偏执的发作），并向手术致残屈服。”
尽管自20世纪初以来，对于性倾向与性别的看法经历了重大变革，然而经由性学建构起来的模式始终难以转变。对于性别和性倾向的理解继续纠缠不清，在许多当下的理解中，性倾向仍然与性别相关。

1950年，乔治·乔根森因在丹麦的一系列变性手术而离开了纽约。图中肖像作为示例表明了媒体对于变性“之前”与“之后”的故事的关注，今天依然如此。
比如说，社会生物学家西蒙·勒维（Simon LeVay，1943—） 曾提出“同性恋基因”（gay gene）理论，意指男人之间的同性取向是由大脑中某些细胞在大小上的差异导致的。迪恩·哈默（Dean Hamer，1951— ）也从他的基因理论中提出一个关于性行为的生物学模型，声称同性恋男子比异性恋男子拥有更少的X染色体。这种将男同性恋行为与男性生物学性别的各个面向相联系的做法，暗示同性恋男子在基因上就比直男更加“女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