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当海螺壳里回声漫漫

（图片来源：图虫网）
谈炯程/文
如果我们以1824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首演为原点，绘制出一幅19世纪20年代文学艺术的星图，便可看到那些如浮雕般的事件与作品，围绕原点聚成一簇簇星云：希腊独立战争、拜伦之死、德拉克洛瓦的《希俄斯大屠杀的场景》、普希金的《鲍里斯·戈多诺夫》、司汤达的文学宣言《拉辛与莎士比亚》、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与《北海集》都在这一年发生、涌现。
其时欧洲正处于神圣同盟统治，那是冗长的君主复辟时代。作为一种政治生态的复辟意味着，如同毒雾般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怨恨与不信任。大革命之后，再没有哪个阶层能不假思索地承认君主的专制权力，但大革命的暴力以及绵延多年、造成的三百余万军民死亡的拿破仑战争，却使得欧洲各君主国心猿意马地团结在一起，不惜一切代价弹压各自皇袍上革命的火星。欧洲就像拆除了承重墙的危楼，此时还保留着表面的平静，但裂缝已然在砖块上如茂盛的胎毛般生长。
在《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以下简称《1824》）一书中，作者美国作家、音乐学家哈维·萨克斯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细致勾画了贝多芬同时代的浪漫派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彼时他们星散在法国、俄国、德国、希腊等国家，但某种共同意识却超越地理的间隔，如门上的指纹一般，让他们在百年后得以被我们辨认。
到异国的战争中去
“正当帝国战争的时候，丈夫和兄弟们都在德国打仗，忧郁的母亲们生下了神经质的、苍白的、激动的一代儿女。”法国诗人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如此描绘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拿破仑是欧洲政坛毋庸置疑的主角，文艺上，他也度刻下了深远的印痕，黑格尔盛赞他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贝多芬曾欲将《第三交响曲》呈献于他，至于他在滑铁卢的败迹，亦因司汤达《巴马修道院》、雨果《悲惨世界》中或简劲或华丽的描写被铭刻。
纵观欧洲历史，不少君主都善用文艺装潢其权威，展示趣味或巩固权力：查理曼大帝、“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皆如此。但这些国王都不能像拿破仑那样成为一个原型人物：革命者与专制君主的身份在他身上并行不悖，战争狂人和立法者的一体两面流淌在他混杂的科西嘉与意大利血统中。同他的对手威灵顿公爵、布吕歇尔元帅、卡尔大公相比，拿破仑的形象似乎不应出没于政治小报与漫画中，他有如古典式的英雄，一个革命的凯撒，要交由普罗塔克的如椽巨笔书写，所以滑铁卢的终曲之后，在青年们心中，甚至历史都一度停滞下来，他们的耳膜上不复有江河般躁动的历史脉博，而只有一滩枯萎的、如胶水般死寂、凝结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