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核弹、人性与诺兰的心病(28)

“那种氛围和那种感受，融入了我的血液，我们唱着《耶路微冷》("Jerusalem")，你知道吗?就像《黑火战车》里那样。12 岁时我看了《烈火战车》,那时我都知自己要去黑利伯里读书、即将吸纳英国制度的神话、大英帝国的伟大，等等--你懂的，就是那一套。说来也巧，几年前我回头重看《烈火战车》，还放给我的孩子们看，我发现它其实是一部极具颠覆性的电影、剧本不是由什么伊顿公学的校友写的。导演倒是伊顿公学毕业的，但编剧不是。它非常反制度，十分激进。《黑暗骑士》正是如此。我认为我成长的经历、认可的制度、老派的教育，对我如何在好莱坞政治场中蹚出一条路，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这就是你在寄宿学校学到的东西——面对一套你天然反叛却很大作用无法顽抗的制度，怎样把握和它的关系。许多电影人努力与其抗争，或者抗争得并不够，你要随时摸清体制的边界在哪里。
适应游戏规则，但不要随波逐流，对我而言。这些就是我从寄宿学校经历中得来的教益。这有点像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所说的，他从百老汇唯一学到的就是律动感，结构是诺兰电影矢志不渝的执迷，他唯一真正纵情挥洒的趣味：建筑结构、叙事结构、时间结构、音乐结构。甚至心理学在诺兰的电影中，都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功能，他的角色们分身有术，就像艾舍尔版画那样密铺镶嵌。如诺兰所言，身在寄宿学校，仍有屈从和反叛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公开的反叛只会被迅速地打压。诺兰在校的最后两年，他的家人们搬回了芝加哥，把他留在英格兰完成高级证书考试。两边相隔3,945 英里(约6,349 千米 )，有6个小时的时差。随着与家人空间距离的拉大，时间膨胀的感觉也越发强烈了，“我喜欢待在英格兰，我爱打英式橄榄球，我喜欢它和美国不同的地方在两边来回奔波和转换节奏，对我来说是件乐事。
不过等我回家的时候，适应起来会有点困难。回家让我感到高兴，可以和旧友们再续前谊，但学校里的朋友们都散落在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了新的生活。”对于家人而言也是如此，诺兰面临着寄宿生常有的问题:当他们和家人聊起近况时，发现家里发生的新事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对诺兰来说，与家人分隔两地加剧了这些问题。他弟弟乔纳在美国高中体系下完成了教育，变得更加美国化;而诺兰则在两个国家之间来回奔走，有一段时间，他不确定究竟哪个国家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大家见到我们哥儿俩，常常会惊讶于乔纳的口音完全是美式的，而我则不是。这是你从小就得搞清楚的事情。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这辈子究竟该用哪种口音说话?身在两个国家和两种文化之中，我认为最后自然而然地就会对此有所自觉。是会有一定的困惑迷茫。有时候我感觉，对于两片土地而言，我都有点像个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