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核弹、人性与诺兰的心病(29)

在这段漂泊感最强的时期，许多关键性的影响汇集到诺兰身上，每一个都以心理裂痕为中心，转向结构裂痕，并探索着两者之间如何实现互相替换。诺兰说:“如果你要考察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建筑，没有别的比得上它。我十六七岁时放假回家，会搭火车到芝加哥市中心，然后登上西尔斯大厦的 110 层拍照片。这座建筑和这个城市的氛围都令我惊叹。我对美国的都市体验这方面非常非常感兴趣，建筑方面也是美妙绝伦。美国对我而言不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我们一起成长，它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诺兰描述的这种感受——由于成长过程中辗转各地而产生的空间疏离感，让他永远能够以一种陌生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他会一次次在电影中重现这种疏离感。如果你在脑海中也能运用这种类似的双重焦点，同时观看这两座建筑--诺兰在黑利伯里的宿舍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全景监狱与摩天大楼，禁闭与解放，疏离与归乡——将两者的影像重叠并置，将所有的矛盾之处都带上，你就非常接近诺兰世界中那不可能实现的视角了。
在其思想、性格的形成期，诺兰基本上是在 19 世纪英国和 20 世纪美国的景观之间穿梭。他的电影也是如此，运用早期工业化的幽暗譬喻，绘制出信息时代无穷无尽的迷宫:替身和分身、监狱和谜题、隐秘的自我和愧疚的心灵。诺兰说:“我是两种文化的产物，我在两个地方长大，我认为这会让自己对"家"的概念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它未必像地理概念那么简单了!半是美国人、半是英国人，衣冠楚楚，坚持己见却不刚愎自用--诺兰给人的印象，明显比他在 UCL的许多同龄人更成熟。UCL 是一所伦敦的“全球化大学”，繁华的大都会式校园坐落在布卢姆斯伯里区的中心地带，很受海外学生的欢迎。诺兰早早就适应了远离家人的痛苦。诺兰第一次看到钱德勒的名字，是在希区柯克《火车长客》(Strangers on a Train，1951)的演职员表中”，然后他在大二的“现代文学(二)”课程中研究了这位作家。
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诺兰几乎不间断地反复阅读钱德勒的作品，其前三部长片《追随》《记忆碎片》和《失眠症》埋下了种子和博尔赫斯一样，钱德勒的成长经历也与诺兰本人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钱德勒于 1888 年出生于芝加哥，母亲是盎格鲁-爱尔兰人。父亲是美国人，他的童年在芝加哥和伦敦两地度过。他就读于与伦敦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相距6英里(约8千米)的公学--达利奇学院(Dulwich College )。作为一名走读生，他在这里学习各种经典，如奥维德(Ovid)、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他身穿伊顿领衬衫和黑外套，将自己打扮成英国公学生的形象。当钱德勒再次出现在美国同胞面前时，他觉得:“我不是他们的一分子，我甚至不会说他们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