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35岁陷阱」：欲望、人性与灰色空间｜氪金(5)

朱喆说，“大部分内部举报的内容很浮夸，说一个人受贿几百万，却没有任何证据，要么就是所谓的‘男盗女娼’，连权色交易都达不到的琐事。”
理想情况下，相比内部举报，供应商、竞争对手提供的信息可能更高效。至于现实中有没有人愿意扮演正义检举的那一方，基于现有的行业生态，答案可能并不乐观。
以头部视频平台为例，大平台聚集了行业九成的流量，产业链上缺乏话语权的小公司，只能给他们打工。加之行业整体供大于求，小团队通过常规竞争手段来达到目标的门槛被无限拔高。
因此产生的一种行业现象是，不乏有从业者举报或声讨资方及部分影视公司老板的案例，但基本没人声讨互联网平台。
用制片人孟帆的话来说，就是“不敢，得罪平台相当于把自己的路都堵死”“我们都是求着平台去找项目”。
对于受贿的定义，也长期边界模糊。孟帆观察到，“企业监察部门、财务审计部门，对于员工小额的行受贿，一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腐过程像是一个漏斗，“举报”到“立案”，九成的案件会被筛走，“立案”到“举证”，又会有大比例的案件因举证困难而得以逃脱。

互联网“蛀虫”现形记

2015年，老刑警严谨离开体制内，加入某互联网大厂，“从0到1”构建起了监察部门的组织架构。
在严谨这一波专业人士加入前，互联网的监察人员主要来自传统行业的财务审计，或是法务岗位，不具备有效打击贪腐的资源、刑侦知识与理论基础。
拥有10年刑侦经验的严谨，针对“举证”这一环节的难点，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
他向36氪举例，现金流最大的项目组或是部门是筛查重点。“如果老板直接下达指令，某大区要率先实现盈利，监察的工作重点就会集中在这一大区。层层筛选后，从面到点，最终落到几个人头上。”
为了搜集嫌疑人员的证据，严谨会伪装成供应商或是合作方的身份私下接触，慢慢套话，收集证据。
在企业的敏感部门或是业务线，严谨也会安插一些值得托付的“线人”。一个人值不值得信赖、思路清不清晰、能否成为他的“线人”，“通过气场就能感觉出来”。
鉴别有效证据、梳理关键的证据链条，是有公安或检察院背景的工作人员不可替代的优势，但由于不可抗力，这样的“取证环节”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家全球知名的互联网大厂，2020年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利用了技术手段获取了员工的IP地址，侵犯了个人隐私，在海外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的公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