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读《娇惯的心灵》：偏执易感的心智与误入歧途的大学(5)

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某些学术共同体，尤其是那些位于美国左派最密集地区的，其政治同质和凝聚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体也已经脱胎换骨，它们所呈现出的集体性的特质，同大学的宗旨可谓背道而驰。一个为行动而动员起来的集体组织，更愿意执行政治教条，也不太容忍对其关键意识形态信念的挑战。政治上同质的社群，更容易发生猎巫行动，尤其是当它们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时。（157页）
与二战后至1960年代积极投入社会改造、重建社会正义的改良左派不同，新的文化左派深受各种“后学”目不暇接的新鲜语词的浸染，它们注意的是抽象的哲学批判和话语分析，而不是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诊断，以及针对性的行动方案：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认同政治学，日趋成为主导性的学院话语。在大学各学科领域，妇女研究、黑人研究、拉美裔美国人研究、LGBT研究、移民研究，纷纷拉伙圈地，多点开花。这些研究门类背后的动力，与其说是出于研究者纯粹的学术好奇，还不如说是更为直接的社会和政治主张的衍生物，它在强化“受害者”群体的自豪感的同时，在客观上却在不断解构着美利坚国家赖以为继的价值共识。出于对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遭遇不公的受害者的同情和负罪心理，文化研究俨然沦为“受害者研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个人在他者眼中的身份和尊严问题，而不是更为直接的阶级和贫困问题（相关论述可参见[美]理查德·
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左派思想》，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5-78页）。

罗蒂著《筑就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左派思想学院左翼上述脱离社会现实、高高在上且不断走向“内卷”的趋势，与美国两大建制政党愈演愈烈的寡头化趋势形成了共谋式的呼应，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不满，终于在政治素人特朗普的一整套反建制、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反“政治正确”政治口号的感召下，一夜之间呈“井喷”之势，令许多人尤其是学院左翼人士一时间猝不及防，手足无措。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从大学到整个美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对左翼人士来说，无异于一场精神噩梦，我们也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内战。现在看来，导致这场剧烈震荡的，绝不能简单归咎于特朗普的人设，它毋宁是1960年代以降左翼文化不断走向激进且自以为是所导致的最为直接的后果。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打破了长期以来将大学与社会、学术与政治隔离开来的围墙，广场政治的派性冲突，开始成为大学校园内文化生态结构的一部分，广场政治直接介入学术争论，使学术分歧扭曲变形为政治派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