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读《娇惯的心灵》：偏执易感的心智与误入歧途的大学(10)

大学探索真理，传授知识，弘扬学术，教授传道授业解惑，激发学生认识真理，热爱真理，而追求真理的前提在于自由探索。为此，大学需要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对于公众的愤怒，舆论的汹涌，大学应当未雨绸缪，能够做到临危不乱，明辨是非，而不是自乱阵脚，被舆论沸点裹挟，针对任何干扰正常学术活动和学术秩序的蛊惑行为，大学当局应当具备足够勇气对之坚决说不。
精英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应多招收那些素质全面、性格成熟、人格独立的申请者，而不是那些在填鸭式教育中被塑造成的考试机器。
对于大学自身来说，不仅要确保师生在种族、性别方面的多元性的同时，更要确保“立场的多元化”，避免某一种政治立场在大学定于一尊。在大学里，无论是教授还是青年学生，围绕特定论题发生冲突、争议和论辩，应是校园生活的常态，应从容面对，学会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彼此驳正，而不是相互攻讦，更不应沦为人身攻击。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是智性的谦卑，学会换位思考，养成开放心智，推己及人，以礼相待，而不是非敌即友，非黑即白，拉帮结派。
无论情势怎么改变，追求真理，应当是大学始终坚守的初心使命，两位作者坚信，只要大学能够坚持上述改革之道，理想的大学并非遥不可及：
这里有一所大学，它把探索的自由作为使命所在，选拔那些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生，教育学生，让他们懂得从建设性的争论中学习，然后画出一个将整个大学都包括在内的圈，其中每一位学生和教师都知道他们在人身上是安全的，也明白他们就是这共同体的一分子，那么这样的一所大学，才是教授的家园、学生的乐土，以及社会的福音。（363页）
这样的大学，不仅是一个国家赖以立基的根本福祉，而且是一种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灯塔。175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给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这样写道：
对公共福祉来说，重中之重莫过于培养和教化青年的智慧和美德。在我看来，人的智慧和美德，才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源泉：其势能远远超过任何财富或武器，因为一旦为无知和邪恶所控制，金钱和武力往往只会带来毁灭，而无法保障一个民族的安全。（373页）
在举国上下群策群力，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我们新世纪主要奋斗目标之一的今天，什么才是中国大学应当始终持守的初心使命？中国大学在继续将助力大国崛起作为自身无可推卸责任的同时，是否需要成为更为根本的精神垂范的载体，承担更为深远的文明庚续的使命？我们的大学离这样的期许究竟还有多远？现实中，我们的多少努力非但无助于接近这一期许，反而与这样的期许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