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天蝎座，从眼神我就知道​|星期天文学·骆以军(21)

我还会写出怎样的作品？
我是否已失去了从前那些美好、不畏人世的质素，我有没有让虚无侵夺，让形式的纷繁遮蔽了，年轻时固执朝人性深井悬垂绳索一探究竟的高烧热情？
我只是在临帖？依傍一种已然成熟的巨大传统（不论中国或西方），在想象中的“理想的读者”的旁征博引中瞎目前行？或一切其实只是匍匐在那些伟大神殿前，“文字即肉身即存在”，挑角，拟仿（再没有能让人惊异的原创了），移转的“自我戏剧化”？（异乡人？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恶汉？换取的孩子？歧路花园？）
我记得写作《降生十二星座》这篇小说时，大约是在我大五那个暑假（我延毕一年，其时已放榜考上戏剧研究所，但因仍得暑修补齐之前被当掉的英语实习课，所以仍得留在除了强烈日光下缓慢移动的老人们，所有大学生全像魔法轰然消失的，空荡荡的阳明山上）。那是一个奇怪的时点，大四时成日聚会酗酒、夜里出没，宛如狐神花鬼的创作同伴们（那时我们弄了一个叫“世纪末”的地下社团）早在一年前各自毕业散去，男孩去当兵，女孩们或回台南台东澎湖鹿港当小学代课老师，或留在台北的小出版社当小编辑，当初和我一同延毕的炮辉那时也不得不应征召入伍。几个和我同一年考上研究所的女孩，也要到九月底才返回山上。
整座山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那真是一段奇怪的时光。每天早晨，我会抱颗篮球，独自一人跑去前山公园的篮球场，像演独幕剧一样，跑篮、罚球线练投，四十五度角立定跳投，底线跳投，假拟有人防守时的运球过人、翻身跳投……在那球场的四周，浓荫错致、蝉鸣不已。有一些提着铝筒盛装煮沸米粉汤或芋头粥的阿婆或在一旁间散坐着、手摇蒲扇赶苍蝇，或和那些上山泡温泉、赤膊时犹肌肉精壮的阿公们调情打屁。公园里的宪兵队，有时会由值星官带着那些红短裤的平头阿兵哥穿绕那些树丛花丛操跑。从来没有人注意我这个肢体僵硬、一头乱发的怪异青年，自顾自比画地在无人的球场上“练习”各种想象的篮球基本动作。我从来没有参加那些球场上即兴凑合报队的半场斗牛甚至全场比赛。这也是我挑选那日头曝晒的上午，避开傍晚时各路球痞在此会聚之黄金时光的原因。主要是我害羞且自卑，对于在众人面前的某一个出丑，常会耿耿于怀甚至羞惭欲死。
但那真的有点滑稽：没有比赛，没有防守者，却重复着一些自己想象的进攻动作（我还摇头晃脑地做假动作，或踮一步后跳投篮呢）。常常是投出手后，得气喘吁吁自己跑得老远去把球捡回来。如今我耳边几乎像远方的鼓声，犹仍出现那种皮球在水泥地上单调乏味的弹跳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