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揭开外卖平台用工之谜：用人单位隐形，骑手变“个体户”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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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了么”骑手邵新银从2017年10月开始一直在北京从事全职外卖配送工作，2019年4月28日晚，他在工作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摔伤，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
2019年底，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简称“致诚中心”）接受了这起寻求确认劳动关系及工伤认定的法律援助案件。致诚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2005年成立以来，该中心至少帮助了17201 名农民工挽回损失超过3亿元人民币。
为了确认骑手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办理此案的致诚中心公益律师陈星下载了邵新银送外卖时使用的蜂鸟众包App搜集证据。他随着屏幕上跳出的弹框依次点开了《服务合作协议》《蜂鸟众包隐私权政策》《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并拉至底部打开了《营业执照》，试图寻找用人单位，但他发现这些文件所显示的法律主体都不尽相同。“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用人单位是谁。”陈星说。
在致诚中心的帮助下，邵新银经过北京劳动仲裁、重庆法院一审、二审、北京起诉及再次申请劳动仲裁等多个程序，仍因无法确定谁为用人单位而陷入权益保障的困境。
致诚中心主任佟丽华意识到，邵新银的困境或许是几百万外卖骑手的一个缩影，“这不是一个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问题，而是涉及到可能几十万、几百万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我们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全面研究这个案件以及案件背后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为下一步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找到出路。”
2021年9月17日，长达57页，4万多字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下称《研究报告》）对外发布。该报告揭示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这10年里，外卖平台用工模式“高明”而风险重重的演进之路，通过一系列表面的法律安排，以及配合其中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和灵活用工平台，成功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层层区隔，骑手的劳动关系被一步步打碎，从而将其悄然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