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民教育的拓荒者｜陶行知诞辰130周年(5)

金陵大学时期的陶行知。
如果按照这条路径发展，陶行知完全可以像民国时代的学界精英一样，走上一条向社会上层通行的道路。但1922年2月，陶行知受聘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在1923年5月参与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于同年7月辞去东南大学教职，此后将兴趣和精力转向更直接的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社会活动，力图通过人民的教育事业来施展他的爱国情怀，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性、平民性”。这一年的11月13日，在前往武汉的途中，陶行知的内心做好了献身平民教育的准备。在写给妹妹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由表及里的转变：
“知行近日买了一件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很与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然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所说的“平民性”主要不是指穿戴的服装样式，而是指社会平等，用教育在百姓中的普及来建设一个社会流动顺畅的环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在参与推进平民教育的过程中，陶行知日益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教育对社会改造和社会平等的关键意义，认识到民众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就是“处处读书，人人明理”，造就现代国民，最终“以统一的教育促成统一的国家”（《平民教育概论》，1924年）。他是非常善于鼓动的，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事，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认为乡村教育不是教会农民向城里跑，而是改造乡村生活，发展科学和为农民谋利益的农业经济，让普通农民像其他人一样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让无数个获得新生的乡村汇聚成国家的新生。
陶行知一生最得意、最有成就感、最能体现他教育思想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办于1927年（1928年改名晓庄学校），在1930年就曾被蒋介石查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缉。晓庄学校在1932年再度被查封，到1951年才得以复校。在1931年被蒋介石通缉期间，他以评点莎士比亚戏剧的名目写了《一出历史戏的开场白》，抗议蒋介石的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