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民教育的拓荒者｜陶行知诞辰130周年(8)

“家穷子孙多，睡觉抢被窝，吃饭打破锅，妹嫁等姐姐，弟娶等哥哥。”
这首儿歌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户贫民惟妙惟肖的数笔白描，但背后所蕴藏的却是陶行知对贫穷问题的深入思考。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口过多不仅会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更会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压力。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文章中，陶行知以一家拥有30亩地的自耕农为例，指出子女生育对家庭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影响：
“如果他有两个孩子，他是小康，孩子们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个孩子，大家一起都变文盲，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连小学也不能进；如果生了四个孩子，大家只好穿旧衣，冬天难免受冻，下雨屋漏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医生；如果再生一个，一起五个孩子，大家一起进饿牢。到进了饿牢，他还说是听天由命。”
人口数量与素质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是贫穷的主要成因之一。但贫穷还有社会更深层也更难以觉察的结构性因素。贫穷也会施加障眼法，让人很容易只将衣不蔽体的赤贫当作贫穷的唯一标准，而注意不到那些看似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的人事实上也承担着巨大的贫穷压力——他们是隐藏的穷人，只是身处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暗处，因此很少有人觉察。

《陶行知年谱长编》，王文岭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陶行知自己也曾受过贫穷障眼法的蒙蔽。1930年的一天下午，他去上海新爱伦影戏院看戏。因为饥肠辘辘，所以趁着休息十分钟的时间走到门口，找个面摊下碗面吃。“这碗面费十四个铜板，连吃带煮只用了五分钟，可算是经济极了。”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于是陶行知便与摊贩闲聊起来，乘机问问面摊的营业情况。得知“摊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计二元，月纳巡捕房照会捐二元，每月可赚三十元”。
听老沈算完这笔账，陶行知对他说：“你的进款比乡村教师还要好一点。”不想老沈却回答道：“苦来些，每天深夜四点钟回家，早上七点就要出来买材料，准备一天卖的面饺。如果不是这样，一家人便不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