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百家故事(4)

后来他到了中科院，2004年开始关注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创伤问题。他发现这些孩子常常面对的是很糟糕的家庭、父母不稳定的婚姻关系，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他试着做过一套心理健康课程，教他们怎么对待友谊、怎么对待学业负担、怎么对待校园霸凌，拿着这套课程到各地去培训心理教师。但他发现，一是心理教师太缺乏，二是孩子们现实生活里面临的问题，太沉重了——心理课程根本无力回天。他甚至试过和中国移动公司合作，编辑一些教父母如何与子女沟通的短信，定位在工地附近，用基站发给附近的人。可以想见，这种方法也收效甚微。
一些孩子会在流动的状态中走向极端。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学者沈纪在论文里写到，她在北京一家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实习时发现，她接触的青少年犯罪案例里，超过八成都来自非京籍的流动少年。但刘正奎也记得，他在调研时还会遇到一些个例——那些孩子在逆境中不仅没有出问题，反而成长得更好，他们聪明、有天分，有自己看待和处理困境的方式，他们更坚强，更懂疾苦，也有韧性。
当时的北京，打工子弟有六十万，最棘手的就是入学问题：要么没地方就学，要么质量非常差。几乎是同一时间，2010年，北大教授宋映泉开始做一个研究，跟踪了北京1866名正在上初二的打工子弟学生，想看看他们初中毕业后将流向何方。五年后，这些孩子里只有不到6%上了大学，只有3%左右的孩子考上了一本或二本。宋映泉在他的报告里评价这个数字：「在统计学中，在5%的水平上发生的事件基本上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个群体上大学的比例实在是非常之低。」
刘正奎当时想，从概率上来说，人群中有3%-5%的超常儿童，不分地域与出身，打工子弟中这些有天赋的孩子，如果没有得到好的受教育机会，非常可惜。
讨论了一年多，项目开始调研，车在北京尘土飞扬的城中村里开来开去。打工子弟学校最主要的问题是师资，有些校长本身就是体力工作者，或者是菜贩子，支个菜摊儿，顺便收点钱带带孩子，开着开着就成了学校，也没有资质，孩子就这么散养着。
青云计划第一届的学生李小溪，跟着父母在北京「流浪」过好几年。她是江苏连云港人，两岁就到了北京，在丰台区读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室就是一间普通的居民平房，学生多，人挤人，中午排队吃大锅饭。读了一学期，学校就拆掉了。后来又去朝阳区金盏乡上过学，校车是废旧的面包车，每天拉满满一车学生。每次路过十字路口，司机就喊站着的学生全部蹲下，怕被执勤的交警看见。家长老师都知道有隐患，但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