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用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终于与笔下的钱锺书夫妇达成和解(5)

根据宗璞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给我的信 , 所说的‘朋友’ ,指章廷谦 。她信上讲了‘文化大革命’中冯先生和章廷谦的事 。”杨绛文章中还写道：“冯先生去世后一天，台湾季季女士打来长途电话,……问钱钟书先生对冯先生的学问如何看法。我把这话告诉我旁边的钱锺书 。他叫我传话:‘冯先生是我的恩师 。但是我们对学问的看法不同。’”“钱锺书没有跑到美国去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谁要指控他做过这件事,必须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指控才能成立。这是法律。”最后，她“希望宗璞保持自己的理性 ,不要太感情用事,折磨自己。”
之后宗璞在《文学自由谈》（1998年06期 ）又写了《再说几句话》，“对杨文中的某些说法，我有所保留。”文章最后，她“诚恳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形成说真话，讲事实的风气，这是最重要的。如能把宝贵的时间无损耗地用在文化的创造上，何幸如之！
这场笔墨官司最终以所涉出版单位向宗璞公开道歉了结。
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穆正平先生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写文章做了回顾。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的陈晓平老师也撰文叙述。坊间议论颇多，至今也没有消停。
我们再回头看那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尤其1950年代之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学术底线坚守与政治立场站队面前，有意或无意模糊了一些界限，做出不得已的个人选择。
风口浪尖上的许多文化名人都不能例外， “文革”期间冯友兰写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为有东风着力勤，朽株也要绿成阴”、“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钱锺书参与英译毛选和毛主席诗词的修定……这些原本无可厚非。但其中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可选可不选与没有选择余地之间的差别与尺度就无法一概而论，人性的复杂也从中可见一斑。
1990年冯友兰先生病重去世。此后宗璞经历了丧父之痛和自己的身心重创。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进一步引发了钱锺书热。这期间，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繁体字本于1979年和1991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在书中，钱锺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钱学再次被学界和读者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