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文化之“地理昆仑”(3)

张骞出使西域.带来了关于西域的地理知识，他主张“河源出于團，潜流过南山”，汉武帝相信他，遂将“于阖南山”钦定为“昆仑山”。《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圍，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处所谓的古图书，按照顾颉刚的说法，无非就是古本的《山海经》或《大禹本纪》。
汉武帝对昆仑山的向往和执著并不难理解，因为昆仑乃是充满了长生不死药的圣山，其中“昆仑玉”也无非就是不老药的一种。诚如叶舒宪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促使汉武帝钦定昆仑的理由和动机，除了“河出昆仑”，其实还有“玉出昆仑”，或许后者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对于天子的钦定，司马迁曾表示过异议，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赌《本纪》所谓昆仑者乎？ ”虽然历史上曾屡有“潜流说”之类为其转圜，但后世认同汉武帝钦定的学者却是寥寥无几，即便如此，“河出昆仑”的基本信念，一直以来始终构成将“昆仑山”落实于大西北之现实自然地理的根本性驱动，于是，人们依然前赴后继地继续追寻着“昆仑山”之所在，并逐渐地把大方向指向了青海。
这一趋势的形成，既是基于《山海经》等历史文献所反复提示的西北指向，也是基于中国自然地理的地势走向以西北高、东南低为基本格局，同时也多少伴随着勘测技术与河源探险的进步，沿着河源、指向西北以凿考“昆仑山”地理之所在的努力，才终于得以显现出成果来。
例如，《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唐朝时刘元鼎出使吐蕃，就曾经到过巴颜喀拉山，他指其为“紫山”，“古所谓昆仑者也”。元朝将西藏纳入版图以后，河源自然就应该是尽在封域之内，于是，元世祖派都实等人去实地考察河源。根据潘昂霄《河源志》的记载.“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測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犊，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