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与疯狂，1944年澳大利亚考拉战俘营日本战俘越狱事件(15)

调查结论被制成正规文书交给瑞士驻悉尼总领事以转交日本政府，并附上死亡战俘名册一份，当然上面基本上都是假名字。
9月9日，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依据军事法庭调查报告对考拉战俘营暴动事件发表声明。这个时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需要保证此前的文书已经过瑞士外交官和红十字会之手转交在柏林的日本外交官，再由其发回国内，以便日本政府在正式声明前就了解到事件情况，以防止他们在猝然的冲动下作出疯狂反应。
那么日本政府会为自己的战俘被杀作出何等疯狂的反应呢？答案是什么都不会。
日本人既然视投降为超过死亡的莫大耻辱，并以此理论将被俘的盟军官兵视为道德沦丧的下等人类，那么你觉得他们把投降敌人的本方士兵看作什么？他们虐待残害盟军战俘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行事标准，与这些已被除名销户的死人有何关系？阵亡通知书发早了而已，到底算什么大事？
但是澳大利亚人既然送脸上门，那么不打一下似乎也不妥。于是日本政府首先断然否认有日本战俘存在，继而谴责澳大利亚人屠杀被关押的日本平民（这与费瑟斯顿事件后的反应一模一样）。9月10日日本人又通过被其控制的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广播电台发布消息，怒斥澳大利亚人对看守所内的日本平民进行了“冷血屠杀”。据说这是日本政府在战争中唯一一次利用公众媒体公开指责盟军虐“民”。
澳大利亚政府最担心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至少明面上没有发现日本人因此对澳大利亚战俘进行有组织的针对性报复。
军事法庭的调查是为了尽快向总理提供外交声明的依据，因此不免仓促。澳大利亚普通法庭又接手进行了几个月调查。44年底时法庭作出结论，基本沿用当初军事法庭的调查结果。不过他们谴责了训练营主官米切尔上校，他在搜捕战俘时所下的命令明显不当；同时法庭认为战俘营指挥官蒙塔古·布朗少校无明显过错，不需承担责任。
然而布朗少校不久即被免职，因为他固然无罪，却有人认为他无能。
当时红十字会驻澳大利亚代表希望能够参加听证会，但被澳大利亚人拒绝。于是心怀不满的红十字会代表自行炮制了一份调查报告，与澳大利亚人的主要不同是他认为战俘没有事先计划，此事为偶发事件。这个调查报告倒很巧合的与战后研究结果相符。
作为事件的尾声，澳大利亚在1945年1月真的起诉了两名日本战俘：当时任团长的金沢亮和后来接任士兵战俘团长的吉田广。罪名一是杀害卫兵本·哈迪和拉尔夫·琼斯，二是扰乱正常的纪律和秩序。澳大利亚此举与其说是为了什么法律威严或者程序正义，不如说就是想让日本人亲口说出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想法发动这种既无成功希望也无任何必要更无任何价值的暴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