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街》：通过两辈人的爱情故事，展现底层小人物最本真的状态

以普通人为对象的爱情叙事反映了现代社会复杂的两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市民文化中的社会矛盾。何顿在《幸福街》中通过对青年一代与父母一代两辈人的爱情故事的描绘展现生活最本真的状态，以底层市民群体爱情问题来折射社会的发展状况。本文从故事模式、艺术表现以及价值与局限三个方面对不同人物角色的爱情叙事进行研究，旨在基于对作品中的形象塑造的梳理来发掘叙事特色与技巧以及探寻隐藏在情感关系和伦理关系背后的文化内涵。
何顿在一次访谈里这样说道：“我喜欢写底层人物，写底层人物更能体现人的本性……底层人过得生猛海鲜一些，扯皮、打架、敢作敢爱，这种感觉是活力。”
在《幸福街》中何顿就以底层男女为原型塑造了普通人的人物群像，不仅不同于《黑道》讲述以男性为主体的黑势力的成长来揭示社会阴暗面，有别于《抵抗者》中以普通老兵艰难顽强的抗战一生暴露出战争的残酷，还有异于《湖南骡子》在历史长河里描画湖南人坚韧倔强的精神，《幸福街》一书的人物丰富性与情节生活化可以说标志着何顿在现实主义写作层面上又进入了新阶段新高峰。
在书中，何顿以黄家镇为聚焦地点主要写了包含何勇、林阿亚、陈漫秋、黄国辉以及张小山在内的青年一代和周兰、赵春花父母一代成长变化的命运遭际，他花费了大量笔墨展开写几对男女之间的恋情。
爱情叙事比重的大幅增加显示出何顿立足生活为普通人立传的写作观，他由普通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引申到心理需求，从而进一步引发对时代大背景如何影响人的深思。

故事模式
在书中，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主要是以女性林阿亚为中心设置了何勇、黄国辉以及张小山三位男性的故事情节，而值得一提的次要女性人物黄琳也与高晓华、宋力以及李副区长三位男性发生感情纠葛。对于父母一辈，围绕赵春花同样安排了陈正石、黄迎春、常万林三个男性形象。
可以说，一女三男的经典模式在《幸福街》中又得到了表现，这一模式可谓有作者独到的匠心。何顿此种设置与同被列为“晚生代”的韩东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前韩东在《欢乐而隐秘》一书中也曾应用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