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街》：通过两辈人的爱情故事，展现底层小人物最本真的状态(4)

他们都对传统价值观念做出了一定反叛，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可以看作是具有敢于行动但缺少深思的“我不想事”性格内涵的人物群像的延续。黄琳与高晓华作为时代里占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胸怀大志，但是沉溺于情欲以及自己虚拟的理想国，使得二人与现实理想渐行渐远。而张小山和黄国辉虽然敢想敢做，但物质至上的金钱观与不顾后果的盲目义气观导致了他们的必然悲剧。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人的主体分为三个层面：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就是欲望自我，而自我则是现实自我，超我乃是道德自我。黄琳首先是在本我的驱使下，与高晓华孤男寡女在密闭的小农场发生了关系，这是她遵从个人欲望从而产生的第一段感情。
现实状况中黄琳与高晓华结为夫妻，她理应从一而终，遵循超我与自我对本我的限制，但是她无法协调三者关系，与宋立维持违背道德的婚外恋，从而使婚姻破裂，导致高晓华行凶伤人。
而张小山是金钱至上信条的信奉者，这是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得作者塑造出来的人物，他渴望衣食无忧、出人头地，这是他的本我需求。但是后来生意一次次失败，现实自我与本我发生了冲突。而张小山已经在生活中尝到了金钱带来的权力地位的甜頭，生意失败的现实让他也不能放弃赚钱的思想，贪婪的欲望使他难以自拔，逐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后以被制裁的死亡结局收场。
黄国辉与张小山稍显不同的是，在为金钱之外他秉持着讲义气的准则，但也正是盲目的为兄弟两肋插刀的观念促成了他的悲惨。所以说，纵欲主义和拜金主义组成了何顿《幸福街》中的狂欢化的叙事法则的文学景观，从而呈现出小市民的爱情悲剧：高晓华囚禁黄琳并行凶伤人、张小山家庭破裂以及刘艳艳抛弃黄国辉和儿子出走。

（三）地方性的叙事话语
何顿作品具有鲜明的长沙乡土特色，使用了大量长沙方言写作。首先，以粗野的骂语体现农村人物粗鄙霸蛮的性格。“操”“卵”“鸟”以及“鳖”等粗鄙的字眼在人物对白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