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罗斯福的《纸牌屋》：“恐惧”下的“新政”与美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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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卡茨尼尔森追问道，驱除法西斯制度恐惧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保持自由民主体制、捍卫自由民主价值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成本，便是“新政”下众望所归的“合法独裁”——将希特勒推向权力舞台的各种力量，与将罗斯福推向总统位置的各种力量几乎完全一样。就连罗斯福的好友李普曼也建议说：“摆在你面前的形势太严峻了，亲爱的富兰克林，除了独裁，你或许别无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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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开启之际，罗斯福自己也暗示：“我将不可避免地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行使自己应尽的职责……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或行动不当，我将行使自己的总统职责，并立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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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实施后的战前岁月里，美国与法西斯主义关系远没有今人想象中那样势不两立。1933年意大利法西斯领导者、墨索里尼的红人巴尔博空军元帅驾机访美时，受到了美国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罗斯福盛邀他共进午餐。罗斯福政府甚至派公共管理方面的高材生赴罗马学习墨索里尼政府的管理模式，并试图以此组建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重组联邦政府，终因国会否决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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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案》和飘扬着蓝色鹰旗的国家复兴管理局，开创了通过法律程序授予国家行政机关临时权力，以应对和处置紧急状态的模式，极大扩展了联邦当局行政机构的权力。在紧急状态下，总统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支配权和决策权，这使得罗斯福享有了巨大的权威，并在案例法传统的美国为后世政治家所借鉴。共和党议员批评说，“与《全国工业复兴法案》授予总统的权力相比，最大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有点像古埃及的木乃伊了”，甚至声称华盛顿当局正一板一眼地以权力管理经济，“效仿莫斯科”搞“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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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政”初期高度简化的立法程序，在1935年最高法院叫停《复兴法案》时便恢复原状，但实际权力从国会转移到总统及行政部门，公共管理机关扩大的局面由此成了美国的永久特征——从罗斯福就职到二战爆发的六年里，联邦政府员额从五十七万两千人扩编到九十二万人，开支由四十六亿美元增长到八十八亿美元，整个政府膨胀了一倍；更不要提以后历任美国总统在位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权势。而即便是转移了权力的国会本身，又通过确保立法权及对扩大的行政系统的控制权得到了补足。
总而言之，为了捍卫“自由制度”，联邦政府通过权力转移和扩大，成功占领了美国国父们为民众保留的“自由”。美国在对法西斯的恐惧中生存了下来，但也使这块“自由大陆”的民众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势政府，一个权力空前提升的总统位置。对外部制度的急切恐惧，演变为了对内部制度的长期恐慌。今天美国境内围绕民权、州权与联邦政策的种种矛盾争议，正是“新政”下制度恐惧的遗产。在长袖善舞的治者手中，如此“利器”有时仍难掩锋芒——古巴危机中的肯尼迪，越战时的卡特，抛出“星球大战”计划的里根，无不用一己意志敲击着全世界的神经；“新政”所打造的联邦政府、总统的强势权柄，在特朗普这样特立独行的统治者手下会引发社会怎样的激烈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