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罗斯福的《纸牌屋》：“恐惧”下的“新政”与美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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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发展反过来推动了“新政”，美国经济得到提升，失业问题几乎消失。二战的恐惧似乎被“新政”驱散，美国不但从中获益，更凭借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站到了领导全球的地位。
然而，恐惧并未消失，反而空前扩大。
美国不但有史以来第一次未能实现战后的大裁军——“新政”后美国在西方阵营里的“中流砥柱”地位，要求其不得不继续维持庞大军力与苏联对峙。而核武器的研发与使用更是使得战争恐惧更新换代，核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早在1948年，丘吉尔就已催促继承了罗斯福核遗产的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采取核打击，而次年苏联原子弹的试爆更是把“使用核武器”的恐惧推向了“互相毁灭”的高度。秉持着“新政”战时军工体系的美国军队不得不盲目积累核弹威力与数量，靠高高展现李梅将军口中那些“一柱擎天的家伙”（cocked weapon，615页）与苏联进行毫无意义的毁灭性军备竞赛。
核威胁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反过来促使“新政”改革后的美国国家体制发生变化：1949年，国会加强了中央情报局权力，全面组建了国防部，几乎无限的权力与保密权限被授予国家安全部门。而这一切在二战末期已然开始：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在调查“曼哈顿计划”时受阻，是美国宪政历史上一去不复返的关键转折点，与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决定将“小男孩”投向广岛完全是两码事。经受过战争的恐惧、“新政”的洗礼，美国从一个时而宣扬门户开放、时而高呼孤立主义的非武装和平国度，逐渐变成了一个依赖于庞大暴力机器来暗地决定自己走向的军工国家，被卡茨尼尔森称为“罗斯福的军事独裁主义”。
而恐惧则被无限放大，并扩展出去：如果说一、二战还因多少有些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交战规则的因素存在，使得部分国家、人群产生了战后愿景、利益诉求或幸免于难的希冀，针对核战争毁灭性后果的恐惧则是全人类空前一致的，不为阶层所区分。如政治学家克林顿·罗西特所说：“在原子时代，人们面临严重恐惧，而这种恐惧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掩饰，它已经触及到对其一无所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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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点对“新政”后的美国尤其讽刺：“新政”下研制的用于保护民主制度的“致命武器”，势必会以“核按钮”的形式将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交给一念之间绝对独裁的决定。
恐惧与自由
制度与军事层面的危机引发了“新政”下美国的变革，但如果说这二十年时间里有什么始终未变，那可能会让人跌破眼镜：种族歧视。1854年，亚伯拉罕·林肯在皮奥瑞亚市的演说中强烈抨击奴隶制，但同时也吐露：“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解放黑人，使之享有与我们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不能接受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