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罗斯福的《纸牌屋》：“恐惧”下的“新政”与美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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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脱总统告诫人们谨慎对待黑人参政问题，因为“这种任命可能引发的种族主义情绪反弹和上升”的压力要远超“对于种族平等的鼓励和倡导产生的积极作用”，开启了联邦政府对南方种族主义的不作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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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以和平使者享誉全球的威尔逊总统，在白宫里大搞种族隔离，对三K党表示赞扬，并成功抵制了《凡尔赛条约》中谴责种族不平等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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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这些前任一样，对罗斯福而言，“新政”在这方面的选择不多：来自十七个南方种族隔离州的国会代表在参众两院举足轻重，是政坛上重要的否决者；而即便到1938年，非裔美国人获选举权的比例也不到百分之四。“新政”的存在为美国自由民主政治留出了存续空间，但其本身却困在这一“南方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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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罗斯福的“新政”不得不取悦南方政客以获国会通过，也就不得不将种族问题视为一块“秘密的隔离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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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而不见。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执政时期，南方代表所占据的民主党众议院席位从来没有低于过百分之五十，参议院中的政党轮换也极为缓慢——直到杜鲁门政府末期，参议院民主党席位仍有百分之六十三为南方代表占据。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所提出的任何国内、国际政策方案都必须通过他们主导的表决才能实施，这本身便在国会表决中注定了“新政”会对种族问题“在关键时刻故意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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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政治经济长期落后的南方反而会在“新政”时期把持美国政坛？针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法西斯主义社会根源的学术研究表明，决定地域政治前途命运的往往并不是富国强邦，反而更受欧洲大陆最贫穷落后地区的选民和领导人的抉择影响——他们经受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族群冲突，对主流社会抱有疏离感，更容易被煽动起来（这与当今欧洲的难民问题何其类似！）。而在大萧条下的美国，南方政治力量正是政治“纸牌屋”中的这样一张“百搭牌”。改变地域命运的使命驱使南方积极投入政治，并且在“新政”这样的改革中更加容易对总统的威权决策加以配合，从而推动其吁求的局势变化。
南方议员对经济改革和维护美国利益的战争的坚定支持，也迫使罗斯福及其继任者不得不在种族问题上更进一步表态：1942年，在黑人踊跃参与二战的背景下，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却发动了美国重大国内安全调查项目“卡格尔调查”，以监视“受国外组织煽动的美国黑人动乱分子”，因为“黑人尤其容易对政府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