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罗斯福的《纸牌屋》：“恐惧”下的“新政”与美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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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二战后，南方民主党议员凭借对政府“新政”与战争的支持，得以在政府权力扩大的情况下继续积极参与决策，从而主导战后的发展，继续推行种族隔离与压迫政策，直至美国社会因民权问题爆发危机。作为权宜之计，“新政”牺牲了黑人二十年的自由，以维护美国的“自由大业”。

胡佛
在“新政”下为“自由大业”付出代价的，并非仅有非裔美国人。随着美国向战争和意识形态对峙的迈进，“公民自由”似乎成了必然的代价。1940年，罗斯福不顾胡佛的直接上司，后来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国审判官罗伯特杰克逊的强烈反对，授权FBI对美国公民实施窃听，为美国情报机构之后数十年的“窃听风云”开启了先例。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特务组织在“新政”之下如鱼得水，亲日、亲德、亲苏各种罪名层出不穷，到尼克松水门事发，连反对党都成了特务窃听的对象。1954年，被认为亲苏但查无实据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被逐出美国原子能研究计划，而实实在在为纳粹研制了V1、V2飞弹的布劳恩一跃成为美国火箭研究最受拥戴的杰出领导者，“自由”与“正义”似乎已到了分道扬镳之处。恐惧通过监听法案、特务政治与反共运动，逡巡在政府与公众之中——政府提心吊胆地防备着臆想中的“第五纵队”，招致了麦卡锡主义下冤假错案的横行；
而民众在经历了长久的压制后，在民权与反战运动中迸发出了力量。
结语
“新政”的实施使美国排除了走上另一条历史道路的可能，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赖此存续；“新政”下的美国恢复了往日的繁荣，继续保持着凝聚力，坚守宪法规定的准则。但是，“新政”拯救了国家制度，却并未维护其立国理念：大政府取代了小联邦，空前的暴力机器取代了“守望相助”的国防思想，种种颠覆建国理念的变化不一而足。
卡茨尼尔森告诉我们：罗斯福新政这轮明月，自初生之时便有暗面，其原罪便是对南方种族主义的容忍和退让，并通过二战与冷战演化为新的制度压迫。“新政”的清冷月光照亮了前路，却远谈不上光明——它所造就的美国社会既未引导种族制度走向变革，也没有推动战后国际格局恢复和平；它捍卫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严重践踏了公民权利。旧的恐惧被驱散，新的恐惧滋生出来，且更容易被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斯福波澜壮阔的“新政”犹如二十年堆砌的“纸牌屋”，更多是政治上的因势利导见招拆招，并未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反而在不断将其加剧，乃至更新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