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写”的大成之作：《野马，尘埃》及其他(7)

小说也是叙事的艺术。一般而言，叙事由三部分构成：1.叙述内容，包括故事、结构和行动；2.叙述话语，包括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叙述视角；3.叙述动作，包括叙述者与作者、叙述者与声音、叙述者与接受者。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这三部分是无法完全割裂的。关于叙述视角，申丹区分了四种不同类型，即零视角、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和第三人称外视角。 38 虽然说叙述视角没有优劣之分，但每一种视角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性质和特点，特定的叙述视角又与叙述眼光、叙述声音一起，创造出特定的叙述时空。冯玉雷的小说叙事虽然偏重于“现代、后现代手法”，但也具有了由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构成的“双重叙事进程” 39 特色，这需要另作专文作出细致研究。但可确定的是，当一件事物从多个角度透视并获得多种结果以后，那个事物的“本质”就呈现出模糊性、虚幻性和不确定性。
（“人心是什么？是野马，是尘埃，聚合不定，任意而为。” 40 ）这是冯玉雷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取得的美学效果。
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艺术内容上，我们都在呼唤“创造”，但创造的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英国学者德里克·阿特里奇说：“创造性思维只对它接近的素材发生作用，它无法了解某种素材之外的东西。因此，它只能在没有指定方向的前提下探索既定文化的边缘，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寻求它们赖以存在的外部线索，探索与其他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相遇时对其产生的影响”； 41 “通过打破那些素材的平衡、突显它们内部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夸大它们的倾向性、挖掘它们的分歧和张力等方式，允许他性隐含在这些素材之中（这些素材正是通过排除他性而保持自身的）并被显现出来” 42 。这里的“素材”，在文学中包括制约形式和运用以及制约声音、韵律和形象特征的那些规则和规范，在哲学中就是思想观念。
上文提及的、冯玉雷所说的“主杆”，即民间文化、敦煌文化和丝路文化，就是创造性得以发生的“素材”。关于“他者”，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种“绝对的他者”或“大写的他者”，只有在与我（“个体文化”）的关联中，他者才是他者；创造性就是遭遇他者且容纳他者。因此，“他性”只有在一种积极的或事件性的关系中产生，也只能在我（“个体文化”）必须作出的调整中才能被确认。毕竟，人不能认识完全陌生的事物。比如，鬼、神、外星人为什么具有人形？因为不具有人形的鬼、神、外星人是人所无法认识的。换句话说，冯玉雷的“他者”观念和“流浪者”意识，是文学创作中的“主体（主体 客体）”（“主体”在看“主体看客体”） 43 模式，而他也是“带根的流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