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写”的大成之作：《野马，尘埃》及其他(5)

冯玉雷的敦煌书写，记录了被忽略的历史细节。更进一步，冯玉雷强调“人物形象乃至故事情节的模糊性。在小说中，我不断建设，不断破坏，实际上是创造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创造彰显小说艺术的美感及哲学感。例如，我让每个人物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影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中打破了主观本体、文化他者、精神梦想、历史事件等要素之间的分割与界限，自由穿梭，充分享受着创作的巨大乐趣” 23 。雷达以“文化小说”为冯玉雷的小说命名，他说：“缺乏传统小说情节的连贯性，悬念的紧张性和主要人物的一以贯之……，放弃传统现实主义的人物观，不再精细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层面，全书甚至没有贯穿性主要人物，而是把各色人物作为类型和符号，汇入了文化行为的洪流，成为巨型文化幻境中的文化角色……。小说中的人物，不再突出其民族的，国家的，集团的意志代表，而是更多的是以文化的，个体的，甚至人类精神的某种精神代表出现” 24 。
这是冯玉雷的敦煌书写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上的创新性，但不变的是他在书写历史人物（包括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时所秉持的那份省思、怜悯与同情。这种小说创作的“新历史”观念在中国当代文坛乃至世界文学场域中的显现，能够使读者生发出许多联想与遐思。
新叙事的文体意识
冯玉雷的敦煌书写具有一种可贵的文体意识。他说：“我从人类学视角切入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等多元文化，运用现代、后现代手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神话原型和历史事件放置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重述……。在《敦煌遗书》中，我对语言、结构，特别是叙述方面也做了探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应该充满活力和生机。我试图还原被日益工具化、公文化、模式化的汉语言，并且注入活力，让它们活跃起来，由它们继续演绎敦煌文化精神。” 25 语言、结构、叙事构成了冯玉雷小说重要的文体特色。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26 。“任性的语言” 27 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普遍的症候之一。就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海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美国译评家葛浩文，认为“（中国当代小说）以轰动为目的的写作，总要相伴左右，炉火纯青的语言依然遥不可及” 28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也颇感失望，认为“当代作家原本可以承接鲁迅而创造比较合适的白话语言，但他们不这样做” 29 。木心曾为“文学家”提出过这样的语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