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写”的大成之作：《野马，尘埃》及其他(4)

冯玉雷醉心于民间文化、敦煌文化和丝路文化，他的小说唤醒了一段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的、中国和世界相联系的历史与记忆。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说：“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事实。” 18 丝绸之路意味着数千年来人类古代文明的交流史，它还是世界史和全球史最重要的象征。冯玉雷以小说创作的方式回应了当下全球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研究这一学术热点。“丝路文化是一种建立在间性关系基础上的文化”； 19 因此，冯玉雷的小说饱含着别样的“历史同情心”，这显著地区别于其他“历史小说”（更别提什么历史的“戏说”“趣说”“妙说”等）。
比如，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敦煌百年祭——莫高窟藏经洞传奇》中，作者在列举了前人对他的评价（“愚昧无知”“可怜的无计谋生的托钵僧”“彻底的卖国贼”“敦煌石窟的罪人”“既干了好事，也干了坏事”等）以后，这样写道：
这群机械地、木然地行走着的灾民中，一个身体瘦弱、两眼无光的18岁男子就受着干渴的煎熬。 20
在死神守侯的荒寂苍凉的丝绸古道上，在灾民逃生的艰苦跋涉的漫漫路途上，王圆箓喝尿吸血，成为唯一一个走出黑风暴的幸存者。而他最终也是这样死去的：
徒孙方至福进来叫他吃饭。忽然嗅到一股难闻的气味，再看王道士，跪趴在神像前，死了。 21
对于这样一个生死两茫茫的人来说，后人能够苛求什么吗。“镜不幸而遇嫫母，砚不幸而遇俗子，剑不幸而遇庸将，皆无可奈何之事”（张潮《幽梦影》）；“老妇不可怜，那灯可怜”（木心《明天不散步了》）。藏经洞不幸而遇王道士？王道士可怜，藏经洞亦可怜？这部纪实体作品的写作本意，虽不是为王道士树碑立传，却除了反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以外，我们也能够从文本中读出作者对王圆箓的一种罕见的同情之心。
历史小说是最难写的小说之一，虽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22 ，但历史小说家需要足够的学识、经历、性情，特别在小说的细节、韵味、笔力上最见功夫。像“重述神话”一样，“重述历史”必然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历史知识远远小于历史事实，“可记录”或“有记录”的历史只是历史事实中极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历史知识又大于历史事实，因为历史知识包含着必要的说明或者隐含的解释。然而，如何避免后见之明陷入时代误置？如何借用思想光芒照亮黑暗过去？如何平衡历史知识和历史事实？这些都是摆在历史小说家面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