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写”的大成之作：《野马，尘埃》及其他(6)

构成句子文章的所有名词、动词、介词、形容词、副词、助词、连接词、感叹词，还有俚语、典故、专门名词、术语，甚至标点，都要使唤自如，唯我独用，又要使人不陌生，读起来只觉得天然自成，而风味风格，却使人无从模仿——这，才算是文学家。 30
这应该不算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文学的语言标准！抑或至少是文学家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或她应该时刻默念的心语！冯玉雷的小说语言，在避免“工具化、公文化、模式化”甚至“腐败化”方面作出的努力值得深入研究。试举《野马，尘埃》（玄武版卷 印象·女祭司）中的几例，
最近穷疯了，没钱买大饼吃，只好啃馒头，想吃大饼了就把馒头拍扁，想吃面条了就用梳子把馒头梳几下……
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都说米嘉荣是水泥做的……
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
小姑娘们都梦想找一匹白马，睁开眼发现满世界都是灰不溜秋的驴，悲痛欲绝后，只能从驴群中挑个身强力壮的，命名为经济适用男……
曹令真将吐蕃“沸点”监控计划项目的秘密档案披露给《蒲昌报》和《德佳木邮报》，随即遭到吐蕃通缉，藏身敦煌，是因为那里承诺保障言论自由及政治异见人士……
当这些口语、俗语、古语、网络语言、政治语言从（鄯善、后凉、后秦、北凉、西凉、北魏、高昌北凉、突厥、北周、焉耆、隋朝、蒲昌海）大祭司口中说出的时候，在最好的情况下，既丰富了小说的层次和广博，又充满了语言的空隙和张力，加之“鸵鸟的幸福，或许只是一堆沙子……只不过是一堆沙子……只是一堆沙子……并不仅仅只是一堆沙子”的循环往复，开拓了一个多义、驳杂、混沌的对话空间。
近50年间中国当代文学语言呈现出“俗化——雅化——（包含雅俗统合在内的）多元化——碎片拼贴” 31 四种演化形态，而“恢复汉字的美感、质感，重寻韵律和节奏，光影和色彩，这是当代写作者的责任” 32 。另外，语言的创新（或创造）也是无限的，“因为包含在语言运用中的每一条规则、规范、习惯和期望，都有可能被扩展、曲解、引用、抵制或夸大，并且彼此之间大量形成多种组合” 33 。从“语言创新”走向“文学创新”，冯玉雷的小说创作给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重要启示。
在小说结构上，《野马，尘埃》能够使读者眼前一亮。张志忠说：“长篇小说的结构之意义，不仅是情节、人物的设置和延展，不仅是作品的材料的缔排组织，而且是一种看似无形却又贯穿于作品全部之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作家的激情、思索与作品的人物、题材、主题等的汇合点，是决定作品内在的意蕴和情调、比例和参照、以及叙述方式的选择等的重要尺度。” 34 陈思和则认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与“人类思维形态的原型” 35 必然相联系。《野马，尘埃》的结构艺术创造了一种相生、相克、相合的审美意蕴。另外，《野马，尘埃》以五行、八卦、星座、四微、四灵、属相等中西文化元素为各章节命名，这应和了赵毅衡倡导一种“形式文化论”，即从文本的形式入手，讨论文学艺术的文化动力、社会机制和历史进程。 36 冯玉雷认同“承载某种文化意义的符号与象征”，试图“从丝绸之路文学书写进入大传统的书写”， 37 这预示着冯玉雷将会创造出一个更加广博的小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