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实施教育惩戒，教师“戒尺”为何难举？(4)

姚荣认为，惩戒教育的弱化甚至丧失，与家长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家校关系的变化都有关系。徐艺接触的大部分家长都支持理解老师，但家庭环境千变万化，加上孩子转述不清、家长对老师的不信任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可能会带来误会。“教育需要多方配合，尤其是家校合力，教师的合理教育惩戒也需要家庭的配合。”
“眼下，很多老师基本不使用惩戒，准确地说是不敢使用惩戒。要改变就需要提高全社会的认知，特别是家长，尤其是祖辈家长的认知。”陈宏斌分析，当前一些家庭比较宠孩子，家庭中基本没有惩戒，教师对这样对惩戒没有认知的孩子轻易也不敢施以惩戒。“事实上，这样温室内长大的孩子缺少对规则的认识、对制度的敬畏，如果出问题，往往是大问题。”
“所以教育的惩戒从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更应该是社会的问题，只有提高整个社会对教育惩戒的认知，提高孩子们对规则的敬畏，才能反过来降低需要使用惩戒的情况。”陈宏斌总结说。
合理行权“最后一公里”需更强支撑
《规则》规定了合理使用教育惩戒的情形，明确禁止了七类不当教育行为，但实际运用仍需细化，比如让家长也参与规则的制定。
此前，广州一老师因学生违反管理纪律，以班规为由让违纪学生操场跑10圈，在网上引发争议。姚荣分析，除教师确实涉嫌惩戒失当外，班规的制定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家长在事发前并不知道这条班规，导致了严重的家校冲突，甚至法律诉讼。陈宏斌也认为，在接手一个新班级之初，应该和学生制定好相应的规则，并通过家长会等形式，把相关的规则、约定告诉家长，规则在前，惩戒在后，这样也为后续真的要使用相关惩戒提供了依据。
个性化规则应如何制定？姚荣认为，在法无规定的情况下，只要符合教育目的，学校可以明文规定校内相关教育惩戒措施，但在同等情形下设定的相应惩罚不能高于更高级别的规则。“比如对于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规则》规定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校规校纪规定的惩罚不能比其更加严苛。”
“创制校内惩戒措施必须由学校会同家长、学生代表共同参与，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法治教育。对教育惩戒问题，家庭、学校、社会必须取得共识，才能取得应有的教育效果。”姚荣对营造社会共识的建议，也是许多人的看法。程晓建议，加大正面宣传和引导力度，让社会公众知道老师合理使用惩戒的益处，同时鼓励老师敢于使用，“不能说害怕家长来找学校，就不管理课堂、不管理作业，这样后果可能是学生也无法取得好成绩。”余斌则直言，“实施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老师惩戒了，谁来兜底、怎么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