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写出了“我的天才女友”，她仍然怀疑写作是浪费生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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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我们对标签和个人印记的迷恋，《偶然的创造》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写作的女人”清醒而坚定的思考备忘录，对她而言，写作刻不容缓，“写作的演练会持续一辈子，像一种让人绝望的魔症”，她不停地回到写作本身，反省自己的工作习惯：
我犹豫不决，今天我自我放逐，明天可能会自我惩罚，对写出来的东西永远不满意。因为担心过于抒情，我经常强迫自己写一些没有情感的句子。有时候，我会重新捡起问题很多的初稿，而不会采用一篇完美无瑕、矫揉做作，让人难以忍受的终稿。（《诗歌与小说》）
论及“小说的教诲”，她也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将时事和政治热点糅进小说、宣扬某种观点和立场的创作趋势，但这和她理解、期许的小说并不一样，她宣称“风格真的就是一切，它越强大有力，就越具有启迪人生的作用”。
在申明自己的文学主张时，她的态度也没有半点含糊。她说自己学到的唯一的东西，是要把“那些风格优美却不能展示人的行为、不能揭示人性的文字，马上丢到垃圾筐里。”之所以要有如此杀伐决断，答案在另一篇中可以找到，因为“写作的女人”面临的偏见和局限是具体而实在的：
依然有一个很难抹去的观念：女人很容易感动，她们会取悦于人；男人站在那些重要的舞台上，用阳刚的话语和事迹塑造着这个世界。（《写作的女人》）
她说写作的女人要摆脱这种文化上的“条件反射”，从修辞到口吻，“带着勇气去写，她们不会只是写一些甜言蜜语”，不是只是站在阳台上，观看着生活的洪流，任由男性把控文学的革新和价值观念。她相信写作不能只凭天赋，“作品的未来，比我们的未来更加前途未卜。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埋头工作，不问前途。”
“前途未卜”不只是事关名声功利，而涉及女性作品的存在本身。女性的作品如果一旦被男性视为是“危险”的，就会遭遇活生生的打压。2003年前后，瑞典Bromberg出版社曾经购入费兰特《被遗弃的日子》的翻译版权，作品已经翻译完成，但后来出版人认为，小说当中的奥尔加对待孩子的态度是值得谴责的，会对那些当母亲的人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中止了小说在瑞典的出版。费兰特在《挖掘》这一篇中轻描淡写地重述此事，没有大肆讨伐，只是在结尾清晰强调：
但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当我们开始自由创作时，我们没必要考虑读者看了是不是开心，我们只需要通过虚构的故事，让人们不带滤镜看清人的处境。（《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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