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阿长，再见佣人时代(13)

供需的严重不平衡注定了大陆的双职工中产家庭无法像当年的东南亚中产那样从容地享受发展差距带来的红利。不过问题是，即使可以，旧值得这么做了吗？
人类学家 Nicole Constable 把女佣的作用形容为家用电器，“就像一台洗衣机或者电冰箱那样，一名家政工人对自己所承担的家务活没有话语权”。这有点悲剧，但点出了 “女佣解放女性” 的实质，她们只是中产家庭女性劳务角色的替身，而不是女性从传统角色中释放出来的解放者。
如果单论解放，那么旧上海的 “走做” 和现在的终点工反而更像一个令所有人都受益的工作。既然是功能的替代，其实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做到真正地解放现代女性，食品外卖、智能家电和幼儿托班等等都能够无原罪地承担这些劳动。你看，人类传承了几千年的矛盾，无法通过经济发展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冷冰冰的技术。
长妈和桃姐是回不来的
月初的时候，上海某个家政群出现了一张 “最严家规” ，业主为一份月薪一万二的保姆工作开出了二十条需要背诵的家规。包括了请假要有医生证明、未经允许不能使用电话电视、每天上岗前洗头洗澡、不过度化妆等要求。
这份声明的内容很像菲佣在出发前收到的 “notes to the new helper” 之类的信件，上面会基本列明主人家的情况和一些预期期望。因此在引起口诛笔伐的同时，也有人说干脆直接雇个菲佣来得省事。

Marciel 收到的 “家规”
上海侨报几年前的一则报道曾经提过，当时上海的菲佣已经有两千多人。周末在仁恒滨江园等外派人士常驻的社区里，三五成群的菲佣早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由港台家庭带来的顺从佣人似乎是行走的广告，象征着社会地位和家庭财富。这是我们的 “阿姨” 所无法提供的。
《香港的定制女佣：菲佣故事》曾注解过，“香港对外籍帮佣的叙事是基于他们对传统奶妈或保姆（amah）的体验” 的，“Amah” 们服务一家数代人的忠诚，高超的厨艺或持家技巧使她们成为港人口中 “高级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