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阿长，再见佣人时代(11)

菲律宾中介的海报 —— 《跨国灰姑娘》
可惜的是，但外籍佣人大量涌入这些经济体时，这些现代化地区的人并没有给予她们现代化的对待。除了开头提到的那些歧视性解读，外佣受虐的处境也向来是政府和人权组织指责东南亚富裕阶层的话柄。香港政府在 2014 年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三千名外佣当中，有 58% 声称遭受言语虐待，18% 遭受过肢体虐待，更有 6% 遭受过性侵。
2014 年，香港人罗允彤虐待印尼女佣的案件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最终她被起诉 20 项涉及虐待和人身伤害的罪名，受害女佣共有三人。整件事件最戏剧化的一点是主要受害人在遭受棍棒殴打之后被迫继续工作，直到丧失工作能力被解聘回国都不敢报警，直到登机前同行同胞发行伤势，通报印尼领事馆才引起整个事件。

虐佣案引发的外佣抗议
摩擦是常态，但富裕雇主和跨国女佣之间的关系还是互补的。国家之间也是，发达地区用经济来不足劳动力不足，而欠发达地区地区用劳动力来换取现金。但是女佣借助外包自己来爬出贫困陷阱的代价远远不是通过算经济账能完全呈现的。
蓝佩嘉在 《女佣或者女士？》中提出，金钱交换 “家务活” 的形式忽视了家庭中女性承担的道德和情感价值，甚至有时候后者还会非常矛盾地被当作压低金钱补偿的手段。比如，赞扬佣人的忠诚和无私奉献，给予心理上的满足感，刻意地回避服务者低收入的事实。
在跨国女佣的事例中，雇主用金钱购买菲佣做饭、扫地、洗衣和接送孩子之类的纯技术型 “家务”，然后把哄孩子睡觉和陪玩这样的 “高级家务” 留给自己。母性劳动的转嫁使那些具有较高社会阶层的女性职业只享受女性角色带来的情感满足，却不用付出劳动，永远只做女士而避免做了女佣。
对于跨国而来的外佣来说，相当于是暂时拆碎了她们的家庭来满足别人家庭的辛福，唯一的不同是原来免费的家务换个国家来做之后就成了一份职业工作。“有时候我会在晚上哭。我会想，我正在照顾别人的小孩，那谁来照顾我的小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