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阿长，再见佣人时代(10)

迅速的工业化催生了庞大的双职工家庭和相当数量的富裕阶层。同时，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工业化带来了大量工作岗位，双职工家庭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做 “厂妹”的收入也开始反超家庭佣人，本来就日趋稀少的大陆女性选择回老家去当香港老板工厂里的厂妹或者在香港寻找类似的工作。
东南亚发达经济内对家政服务的旺盛需求以及双边经济落差形成了 “拉” 的力量。
这样的背景下，菲律宾女性劳工就自然成为了主要补充，并且雇主的主要构成也从之前的大户人家变成了寻常中产阶级，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蓝佩嘉的数据显示，1980 年女性工人占海外劳工比例为 18%，七年后便涨到 36%，到了 2002 年则已高达 69% 了，而且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菲律宾外劳从事家务服务。
香港在七十年代分别与菲律宾、泰国和印尼达成了引入劳工的协议。从一开始的 2000 名劳工到达香港之后，外国劳工数量就迅速膨胀。拿菲佣来说，1975～1985 年之间，香港菲佣数量从 1350 人增长到约 2.7 万人，2017 年的数字是约 20 万人，总外劳人数则逼近超过 36 万。
外籍佣人和本地雇主的关系整体上是使双方同时受益的。对于雇主来说，女性把照顾家庭的指责外包给菲佣印佣，从而得以进入职场，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而外籍佣人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以此补贴留在祖国的家庭。
以菲佣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香港时，菲律宾国内每人每天收入近一美元左右，而在香港做佣人则有三倍左右的收入，即使考虑到要为培训费用和中介费垫资，这也是一笔很不错的投资，菲律宾本土能提供类似收入的岗位太少或者根本没有。
南华早报曾经为一名叫 Marciel 的菲佣写过一篇专题报道。Marciel 大学意外怀孕生下女儿之后便选择辍学，数度前往中东和香港做家庭帮佣，目的就是资助女儿上私立学校、日后考上好大学，母女迁往加拿大。
像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经济落差和国内工作岗位缺失形成的动力，把香港台湾地区作为前往更发达地区的跳板也是常见的原因。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主要来源并不是低收入的乡村地区，反而是城市及城郊结合处受过良好的交互的城市人群。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中于是进一步称，这是她们对这些发达经济体的现代化的想象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