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阿长，再见佣人时代(8)

与此同时，亚洲的发达地区在追思传统佣人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东南亚女佣充满矛盾的依赖：一边是无数双职工家庭通过转嫁家庭责任而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逃避各式家庭责任，一边则是系统性得对后者实行歧视性的描述和政策对待。

更多的新加坡孩子在讲他加禄语！
对于这些东南亚女佣的处境，台湾社会学家蓝佩嘉给她们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 — 跨国灰姑娘。
外佣来了
“星期日哪里菲律宾人最多？”
普通人会答菲律宾，而香港人则可能会回答中环。
礼拜日中环皇后广场和遮打花园就像是一个小菲律宾，而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里会坐满印佣，另有一些新界或九龙的外佣，为了省电路费，在旺角天桥上相聚。对于台湾和新加坡家庭来说，台北火车站和 Lucky Plaza 也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香港《雇佣条例》规定，除了每年法定的 12 天年假之外，还必须每 7 天至少给予 1 天的休息时间。

菲佣聚集的中环 by 摄影人老酒
休息日是这些外国佣人逃避繁忙的工作和寄人篱下的生活、做回自己的时间。她们会穿上民族服饰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化好妆，与同乡一起做回自己。《跨国灰姑娘》的作者蓝佩嘉把这形容为女佣们 “周日的后台领域”，是让她们远离平常雇主的监视，在与同乡的相聚中获得归属感和自主人格的空间。
“而很讽刺地”，获得这种归属感和隐私感的空间却是周日的公共场所。本地人对这个现象也有着不友善的解读，比如开头的冷笑话就是一例。香港的媒体小报最常用 “占领中环”，“外佣入侵” 等词语来形容此景，就连政府公务员有时候也会感叹街区的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