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阿长，再见佣人时代(7)

妈姐们在香港和南洋华人历史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不仅是因为提供过优质的服务。十几年矜矜业业下来，除了她们服务的肯定之外，雇主还接纳了她们成为家庭一员，这是从工人到半个家人的转变。
顺德妈姐的 “品牌” 形成之后，中产阶级依赖这块招牌来雇佣佣人，某种程度上也类似鲁迅年轻时代的江浙沪城市中产依靠乡土关系来寻找老妈子的模式。
这类雇佣关系，即使结果往往使人感到温暖，但其中有抹不去的封建色彩。回忆文里常常充满的类似亲情的感觉，其实都是经过岁月上色后的主仆情怀，年老的保姆回望过去时，想起来的都是 “少爷”，“小姐”，“太太”，“先生”，恩情的成分大过亲情。

少爷仔唐景锋与自梳女颜姐 —— 香港 0
但比起上海滩 “走做” 保姆和后来随着香港和新加坡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外籍职业保姆们，基于乡土的绍兴保姆和顺德妈姐们还是更有人情味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快速工业化，六十年代开始成规模引入外籍佣人，并在大约十多年后开始目送最后一批传统佣人启程回乡的香港和新加坡，在之后的文学和新闻媒体里时常看见追忆旧时代佣人的例子，影视文化作品里也有经典的保姆形象。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均收入及受教育水平的显著增加，城市里双职工家庭的出现造就了更大的帮佣市场，作为供给端的农村人口也因为经济发展受益。
但这带来了问题，原本作为人力资源池的低收入人群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而导致供给不足不说，观念的改变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使她们得以在精神上更加独立，成为一名像长妈或桃姐那样的 “不朽女佣” 的精神条件和文化条件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而消失了。
后来涌入东南亚发达经济体做帮佣的菲律宾和印尼等地的女佣，虽然仍由收入差距推动，在与雇主的关系上却更接近旧上海在外国人家里做钟点工的 “走做”，是纯粹的商业合同而缺少了乡土关系作保障的恩情、赏赐和忠诚之类的建立在经济与教育差距基础上的等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