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阿长，再见佣人时代(5)

新加坡电视剧 《红头巾》
新加坡和香港有不少顺德保姆凑钱买下的斋堂或屋子，以供年老者群居，所有权也在她们之间继承，到最后导致房屋无法处置的问题。由三代自梳女资助修建，现在已改造成文化博物馆的顺德均安沙头村冰玉堂，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妈姐们共寻落叶归根之处的证据。
大萧条和战乱不止使工作岗位数量骤减，做工人的收入也比不上去海外捞金。拿女佣来说，除了账面上的工钱之外，东家还包吃包住，识时务的聪明女佣从赏钱、小费里获得回报要远超于工资收入。
《桃姐》里少爷仔的原型李恩霖，曾经做过自己的调查，“如在有钱人家打工，那方面（小费）的收入往往会多过人工很多，特别是有些电影界大老板出手都很阔绰”，他所访问的一名 1940 年代服侍过影星的 Amah，“试过下栏（小费）月入数千元”。
后来很多自梳女回到顺德老家，还能慷慨解囊，纾困亲友。即使没有小费，靠普通工资，香港的女佣也能过得比家里滋润很多。香港一媒体曾在报道中提到，三、四十年代香港一个大户通常出价 “30 至 50 元”，“买得起几十袋百米，够吃够穿还能寄钱回乡”。

自梳女欧阳焕燕和李光耀女儿李玮玲合照
十四岁离家的广东人欧阳焕燕先后在陈嘉庚和李光耀家里做过工，新加坡沦陷于日本之前，陈嘉庚把小女儿托付给欧阳焕燕。后者与亲姐一起照顾了小女儿三年多，在此期间，欧阳焕燕前往李光耀家里做佣人。根据她的回忆，当时的物件水平是 “两三份钱吃一碗云吞面，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三块钱左右”，五六月月薪 “绰绰有余，还可以将余钱寄回家乡”。
两相对比之下，前面提到的 1930 年的成都女佣周秋菊，一年工资还买不了一百斤大米。
对于南下的顺德妇女来说，妈姐、阿嬷和 x 姐的称呼，与标志性的白衣黑裤打扮一起，成为当时香港和南洋一带中产家庭的共同回忆。至今在网上仍能搜到很多关于儿时保姆的回忆文字，前两年口碑上佳的电影 《桃姐》，讲得就是类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