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阿长，再见佣人时代(4)

一旦经济发展带来就业和收入增加，江浙妇女离家寻找保姆工作的动力就大大下降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经济仍落后的苏北农村人们。
这个规律在同时期的进入香港寻找保姆工作的广东妇女身上重现。上世纪初的顺德，作为珠三角地区的蚕丝业中心，截止到 1925 年，当地 7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从事养蚕业，其中未婚女性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顺德妈姐下南洋
香港社会学家苏耀昌的 《华南丝区》有相关数据：“粗略估算，每八十个女工有一个男工头。根据 1927 年《中国经济公报》，对容奇和桂洲 15 家缫丝厂的调查，每家工厂平均有 525 名女工，而男工仅为 15 名“。
广东地区的蚕丝以外销美国为主，在 1924 年以后日本生丝业崛起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大萧条的逐次打击下，广州生丝价格从 1923 年的 2420 每担跌到 1930 年的 650 元每担。丝厂数量也大约减少了四分之三。
大量女工失业，在丝厂中培养起来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双重独立性使她们比同时期女性更不愿意受到婚姻与家庭关系的捆绑，因此大量女工外出寻找机会。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丝业萎缩之后，前往香港和南洋做工的顺德妈姐和上建筑工地的三水女工。前者也是著名的顺德自梳女，可以算是丁克一族、LGBT 群体的先行者。而带着红头巾在建筑工地上挑泥搬砖的三水女工则可以称得上是新加坡的开拓者，在全盛时期 1930～1950 期间，新加坡约有 14 万人三水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