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6)

然而西方的政治理论对民主的彻底否定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它还否定了少数民主，也就是代议制民主的可行性。
西方代议制民主与股份公司的结构很相像。一个大型股份公司的股东有上百万人，如果其中有人是大股东，掌握20%甚至10%的股份，他就会对管理层组成以及公司的战略和薪酬制度有话语权。而现代股份上市公司，绝大部分都没有这样的大股东，没有任何人能够投出有决定性的一票，其结果就形成了“代理人陷阱”，公司管理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人选、自己的薪酬，他们甚至不必为公司的失败付出代价。而所谓的股东，只有受益权和转让权，却没有对公司的决策权和管理权，最终承担公司失败后果的，实际是他们而不是代理人。中国的股民对这个制度框架恐怕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感受。
代议制民主实际上就是按股份公司的框架设计的，广大的“投资者”也就是选民，由于意向的多样性以及较高的交易成本，实际上无法选出他们中意的人，因为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们在选举中采取的是“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股民投资中的“羊群效应”，其结果是政治代理人与公司代理人一样，自己决定自己的代理人圈子，他们的决策也不受选民影响，政治代理人实际上就是身陷代理人陷阱中的权力精英。
更何况代议制民主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个隐形“大股东”的，这就是资本家，他们用充沛的金钱资源来决定代理人，也就是政治精英的组成。所谓的代议制民主，就是一个权贵勾结的政治框架。
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卢梭就指出了代议制民主必然产生代理贵族。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政治权力早已被一撮权力精英所垄断。经济学家阿罗则用数学计算出多数人的投票并不能反映多数人的意愿，被命名为不可能定理，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70年代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由于投票的高交易成本，大多数人投票是遵循“搭便车”规律，并不能反映他们的意愿。
还有许许多多对民主制的这种深刻分析。让我来简单整理一下关于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这些迷雾。首先从语义上说，民主是政治正确的，没有人能否定人民做主。其次，人民做主遇到了一个根本的操作性问题，就是交易成本极其巨大，因此是不可能的。代议制是作为一个次优选择进入民主序列的。第三，这时西方政治理论产生了两个彻底否定代议制民主的思想，一个是多数暴政，指如果是代理多数意愿一定会产生多数暴政，剥夺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富人；另一个是不可能定理，指即便是多数意愿也不可能实现，民主必然是失效无序的。这两个方面否定了民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