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破冰背后的“征用工问题”：如何解决？谁的正义？(2)

显然，面对“现在”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两国政府想要尽快解决“历史”问题从而开创一个新的“未来”。但常识也告诉我们被压抑的过去总会以其他的形式再次影响当下。更进一步说，“征用工问题”所牵涉的不仅是关于历史的认知，更包含了各色的行为者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一个正义的救赎和转型这一更复杂的问题。
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征用工”
广义上说，对于劳动力的“动员”一直伴随着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现代化进程。农村和城市底层的廉价劳工是日本矿业和制造业等能够发达起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亚洲侵略的不断深化，如何让更多人参与到全新的“国家建设”之中成为了政府最为核心的政策方向。此时，一个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就是已经完全落入日本控制的朝鲜半岛殖民地。为了推动半岛北部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殖民当局以“劳动介绍”的名义将许多南部的农民往北输送。另一方面，从1937年左右开始半岛的劳工也被引入日本“内地”以石炭开采为代表的劳力密集型工厂。
随着战局变得越来越激烈，日本政府开始采用更具系统性和强制性的劳力动员方式，也即“征用”（徴用）。1938年4月1日日本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这让政府可以对各类资源进行统筹。在此之上，1939年7月18日《国民征用令》得到通过。它使得当局对于劳动力的使用有了彻底的强制权。和当时许多的法令一样，《国民征用令》对于名义上也是大日本帝国国民的朝鲜人同样适用。但它在半岛的具体实施则要等到1944年8月的内阁决议之后。由此，朝鲜半岛的“征用工”也出现了一个三阶段的时间差。
综合日韩历史学者们的看法，第一阶段从1939年的夏秋之交开始，此时的手段被称为“募集”。具体来说，日本内地各企业会把需要的人数上报给中央厚生省，而后者在确认和批准后又会把数字报给朝鲜最高的行政机关总督府。总督府接着把人数分配到下辖的以“道”为代表的地方行政单位。各地政府最后通过各类宣传形式对适龄的青年进行招募。而从1942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又被称为“官斡旋”阶段。此时，总督府下属的朝鲜劳动协会等机构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它们在半岛四处召集劳动力，更会对他们进行准军事化的培训。在此基础上再把他们送到内地的工厂。最后一个阶段始于上述《国民征用令》在朝鲜也开始落实的1944年下半。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空前的强制力。对于拒绝征用的人政府可以施加惩罚甚至是改为征用其家人作为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