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破冰背后的“征用工问题”：如何解决？谁的正义？(4)

东京图书6年级社会学课本，资料照片的描述由目前“当兵的朝鲜青年”改为“志愿当兵的朝鲜青年”。未解决的“最终解决”：多重权利战后不久，仍然留在日本的半岛劳工就开始了维权活动。他们的出发点是最基本的属于自己的酬劳。在战前，许多征用工的工资都被雇主强制进行了储蓄。因为战况的冲击以及工厂为了躲避空袭而进行数次迁移，劳工在战争结束后大多没拿回应得的工资。但对于征用工问题更有组织性和国际性的讨论还要等到日韩两国开始进行国交正常化的谈判。两国的会谈从1951年开始，韩国特设的委员会估计征用工共有667674人，而针对每位劳工的不同情况（包括受伤、死亡等）韩方提出了一人200到2000美元的不同请求额。因为受到包括韩国国内军事政变等各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相关谈判一直到1965年才最终结束。其结果则是于该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以及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
“基本条约”主要处理了关于“两韩”、殖民地属性等原则性政治问题。与它一同签署的还有一份被称作“日韩请求权及经济协力协定”的关联条约。而它也是后续所有“征用工问题”的一个原点所在。
“请求权协定”的第1条规定，日本将对韩国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包括资金和服务在内的无偿资助以及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第2条则确认了两缔约国及其国民关于财产、权利和利益的请求权问题得到了“完全且最终的解决”，自协定签署之日起“不管何种主张都不得成立”。可以看出，两国在当时所追求的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处理殖民历史。而这种“和解”自然充满了模糊性。一方面，这些钱具体是对哪些问题作出补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更进一步说，两国甚至都没有明言这是日本对过去错误的“赎罪”。无论如何，这笔对于当时的韩国来说可谓是巨资的外援以及相关先进技术的支持，确实帮助它走出了一穷二白的困境，它也为该国在今天可以成为GDP总量全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可以想见，双方这种对历史的模糊“默契”包裹了未来的隐患。随着韩国经济逐渐发达以及更为重要的政治民主化的完成，越来越多国民开始重新回看那段多少有些“不清不楚”的谈判过程。在世纪之交，关于征用工“请求权”的解读在日韩两国几乎同时发生了反转。
首先来看日本方面。最能代表官方原始态度的是时任外务省条约局长柳井俊二于1991年8月27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他表示在1965年“请求权协定”中韩国所放弃的是作为国家保有的“外交保护权”，而被害人个人的“请求权”并没有消灭。换句话说，作为国际实体的“韩国”因为签署了协定不能再向日本求偿，但是劳工个人却仍有相关权利。这种解读其实是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持有的立场，但是这次的“再确认”再加上上述韩国国内大环境的转变却间接酿成了相关当事人对日本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的“起诉潮”。在2000年代初包括大阪地方法院等日本国内的法庭陆续作出了多次支持原告劳工们的判决。在这一潮流之下，日本官方的态度也开始悄然转变。虽然政府仍然表示劳工个人拥有“请求权”，但它们所诉求的却是一种“无法被救济的权利”（救済なき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