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破冰背后的“征用工问题”：如何解决？谁的正义？(6)

同年8月，政府还把韩国从安全保障相关物资出口程序简化的“白名单”上除去。媒体也用“战后最差”来形容这几年的日韩关系。
多重主体：谁的正义？
就像经济学的“理性人”一样，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假设就是把“国家”看作一个“基本单位”。而不同的政权、同个政府的不同部门以及更为重要且多元的“社会”多少都有被忽略的倾向。上文分析中的“日本”和“韩国”无疑也只代表了某一届政府的总体态度。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其中牵涉的更多主体上去的话问题也会变得更为复杂。比如上文提到对于个人“请求权”是否成立日本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韩国在战后大部分时间却显得消极。这看上去有些“反常识”。但如果考虑到本国国民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一点也就会变得合理。
不少学者指出日本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担心来自日本民众的诉讼。如果朝鲜半岛的劳工没有对日本的赔偿请求权的话，那么在战时或战后被美国强行收监或者韩国没收财产的日本人也就没有对他们的请求权了（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已经放弃了作为国家的“外交请求权”）。于是这些民众转而会把求偿的方向对准日本政府自己。同样的，如果韩国政府坚定支持劳工的赔偿没有完全解决的话，事实上拿了日本补助但又没有安抚好本国民众的他们自己就会受到攻击。就本文关心的“征用工问题”来说，后者也确实在韩国发生了。
2005年，两国国交恢复的谈判细节文书在韩国被解密公开。其中显示日本在当时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局面并主动提议对劳工进行一对一的赔偿。但韩国代表却强调问题的“一揽子解决”，之后资金如何分配是内政问题。现实中，韩国政府在日韩基本条约缔结后约10年的时间里只给了于1945年8月前死亡的劳工遗属每人30万韩元的补偿费。针对公开的文书，韩国设立的“官民共同特别委员会”也强调了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此后韩国制定了《太平洋战争强制动员牺牲者支援法》并且重新给劳工家族2000万韩元的补偿（在之前已经领取了30万的个人或后代要从中扣除234万）。然而有部分被害者却拒绝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数值并没有彻底反映出物价的变化，而不管日本还是韩国政府也都没有展现出明确的歉意。此后甚至还有劳工当事人把韩国政府也告上法庭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