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破冰背后的“征用工问题”：如何解决？谁的正义？(7)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29日，韩国首尔，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韩国最高法院就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被日本三菱重工强征的原劳工遗属，以及前“朝鲜女子勤劳挺身队”队员状告该公司的2起索赔案作出判决，勒令日本三菱重工支付赔偿。另外一个牵涉到问题中的主体则是受到资金优惠的韩国企业。开头提到韩国政府决定将由公共基金代替承担2018年判决的赔偿金。而这笔钱加上利息已经累积到了40亿韩元。今年3月15日，韩国最大的钢铁公司浦项集团宣布赞同该解决办法并向基金捐款40亿。该集团的前身“浦项制铁所”正是在1965年后接受了日本的资金及技术支持才得以成长起来的。进而，它们对于劳工的补偿虽然迟到但也终于是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相较之下，日本的当事企业就显得没有那么积极了。主要几个被告基本上未曾公开表达过歉意。而在韩方宣布此次解决方法并把球传给日方之后，政府也只是代替企业发言并暗示了它们在日后有给韩国基金注资的“可能性”。
三月中，囊括了日本主要大企业的“经济团体联合会”宣布会和韩国的相关团体各出资一亿日元设立一个跨国社团。但仔细看该机构的内容没有丝毫触及包括征用工在内的历史问题。相反的，它致力于青年群体在所谓科技发展和少子化等议题上的协作与创新。在宏观上判断殖民历史的对错并不困难，可要回答诸如谁能接受赔偿或者谁能决定是否原谅的疑问相比之下就显得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当时接受日本资助并在实际中达成和解的韩国当局是由朴正熙在政变后成立的威权政府。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国民”更是与韩国国内的“转型正义”产生了密切联系。用一个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日本的资金确实帮助韩国实现了发展。但由此，劳工们是不是又被强制性地要求去接受另一种“为国牺牲”的逻辑呢？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自我牺牲确实导致了国族的成功。但这种差别就足够为当权者正名了吗？
这种多元的视角自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比如，有统计显示在战败的当时全日本的征用工数可能达到了610万人。换句话说，最大的强制劳工群体还是日本人自己。但他们在战后对政府的求偿看起来并没有形成特别的规模。再者，有一部分半岛出身的劳工非常努力地从凶险的工作环境中坚持了下来，但最后让他们直接负伤或死亡的是来自美国的空袭甚至是无差别的原子弹攻击。这部分的责任比例又该如何认定呢？如此看来，1965年和2023年的两次“解决”看起来远不是官方断言的所谓“完全”和“最终”的。对于历史和正义的探究永远需要更多人进行更长远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