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破冰背后的“征用工问题”：如何解决？谁的正义？(5)

这一拗口的立场背后的逻辑是：因为1965年两国的协定以及相伴随的日本国内法的修改，属于劳工的“薪资实体”及/或赔偿事实上已经消除。进而，劳工们虽然“有权”起诉相关企业，但是却不能在司法机构得到对于已经“不存在的利益”的补偿。在实践中，日本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同时补充道：尽管劳工们无法得到判决的胜利，但是相关的企业需要努力在“庭外”寻求与当事人的和解。
另一方面，韩国官方的立场也发生了对照式的改变。在两国建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韩国的立场虽然时有反复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它都表示对劳工的赔偿已经包含在了1965年的“5亿美元”里，从而再向日本企业进行求偿难以得到支持。这也是许多韩国劳工在本国进行起诉反而失败的一大理由。但从卢武铉政权开始，韩国的立场则开始扭转。劳工个人的请求权在各场合逐渐得到政府的背书。开头提到的2018年大法院判决则是相关诉讼第一次进行到最高法院的阶段。这一裁定更是把韩国立场的转换推到了一个极点。根据大法官们的多数意见，日韩1965年所进行的谈判缺少的一个大前提是对日本曾经殖民行为的彻底反思。从而，关于财产的协定并不能彻底解决对劳工的赔偿。换句话说，不仅劳工对自己应得的报酬具有请求权，他们更有权对曾经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和系统性压迫进行求偿。
甚至，作为主权国家的韩国在外交上对日本重新究责也是可行的。在价值观和历史认知之外，此判决一个更为实际的效力在于它对相关企业产生了可见的影响。大法院要求此案中的被告“新日本制铁”赔偿4名原告每人一亿韩元。在被告不执行的情况下法院有权对它在韩国的财产进行冻结和变卖。事实上，相关程序在尹锡悦访日之前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几步。
日韩两国的不少专家都指出双方的主张在自己的逻辑中看起来还算自洽，但彼此立场的一度摇摆又都给了对方攻击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现实主义的取向和韩国站在价值观上的判断从一开始就让相关讨论没有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之上。2018年的判决看起来又只是一个开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截至目前已经在韩国完成全部司法程序的诉讼有4件，仍停留在大法院的有9件。处于二审阶段的诉讼有4件，一审有53件。其中原告的数量达到了1000人，牵扯到的日本企业有115间。如果原告的诉求都被认可的话，被告方至少需要支付约150亿韩元的赔款。面对财经界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仍然从现实的层面提出了反制。它根据1965年协议的相关条文向韩国提出了进行第三方仲裁的要求。而在韩方一直没有回应之后，日本于2019年7月宣布加强对相关半导体材料出口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