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破冰背后的“征用工问题”：如何解决？谁的正义？(3)

对于在日本统治之下被动员到内地的朝鲜劳工总数存在几种不同的论说。根据日本行政机关、警察机关又或是私人企业的资料，不同学者把人数大体确定在60万-80万之间。这些劳工最主要的就业对象是先前提到的重工业。有研究就指出当时日本内地的炭矿业约有30%的劳动力都是朝鲜出身。另外，征用的对象也不仅限在年轻男子。不少朝鲜妇女也被编制成“女子勤劳挺身队”等组织投入到高负荷的生产活动中去。
除了名目和数字之外，另一个需要明确的则是这些劳工被征召和工作的实态。在日韩两国所进行的多次诉讼中，不少当事人确实表明了自己是出于学习的目的才参加到了劳动中，并且在赴日的途中也没有逃走的打算。这些证词常被日本的右派引用作为这些动员合法合理的证据。但问题就在于当局事先的宣传和实际的情况并不相符，这才让政府和企业的合谋成为了一种对于朝鲜劳工的欺骗和压迫。事实上，1942年8月政府颁布了《移入鲜人劳务者逃走防止对策要纲》。因为受不了工作环境而拼命想要逃跑的朝鲜人已经多到需要出台对策法案，这一事实本身就足够说明当时他们工作环境的恶劣。与此同时，右派的另一个开脱思路是把“征用工”的范围缩小。换句话说，他们把“征用”的对象只狭义地定义为上述的第三种。其他劳工则被他们视为自发的为了追求更好生活而来到“内地”的“朝鲜劳动者”。
这种饶舌的一个错误在于对历史事实的片面解读。比如，1943年日本通过了《军需会社法》。在此背景下，包括重工业等产业都被认定为与军需相关。进而即使是在狭义的“征用”阶段前就开始工作的劳工在此之后也可以被“自动”续约并进行事实上的强制劳动。再者，“募集”和“官斡旋”的阶段就不存在强制和暴力的假设也站不住脚。被许多学者引用的当时隶属于内务省的职员小暮泰用的书信就谈到：即使在1944年之前，官员们就采用夜袭、诱骗等多种方式把劳工带到内地。更不用说不管是哪个阶段，工作中建立在种族之上的系统性不平等始终是半岛劳工们不得不忍受的煎熬。